高英傑在青少年時期就失去父親高一生，周婉窈的父親則是順利活下來，如此反差，讓周婉窈感嘆，她無法感受到「慶幸」，反而是感受到一種「責任」與命運的呼喚；為了那些在白色恐怖中喪命的菁英，周在過去幾年就奔波至少20場演講，從基隆到屏東、綠島，為的就是回應這個「命運的呼喚」。
「當我們在看二二八跟白色恐怖，我們要思考我們的『被剝奪』，在這段歷史我們被剝奪了什麼？」周婉窈感嘆，若當年被處決的前輩們還在，這些前輩將會是當今台灣人的典範：「假如我是活在有陳澄波的嘉義，我說不定會變成畫家喔，假如說我們能活在高一生繼續存在的嘉南平原，我想我們台灣會很不一樣，我會是一個很不一樣的人，我們的台灣也會不一樣……」
白色恐怖帶來的剝奪：戰後世代欠缺典範
周婉窈指出，白色恐怖這段歷史帶來的剝奪之一，就是戰後世代欠缺典範：「因為我們的良心被關到綠島去了，良心被關到綠島的台灣，是自由的嗎？是有良心的嗎？這樣確實我們要從事的重建還非常多，我們才對得起犧牲的人……」
周婉窈強調，當今台灣人必須承擔過去前輩種種犧牲，也要認識被犧牲的前輩：「我常在課堂上跟學生講，他們已經被殺死一次了，我們還要在歷史再殺死他們一次嗎？我們一定要讓他們復活，活在我們的記憶當中……」對於高英傑新書《拉拉庫斯回憶》，周婉窈也說，或許高英傑可以再寫一本，寫這段期間家人如何承受痛苦，若有可能，怎樣去超越這些時代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