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迫害的首要對象是他們的老師。某些學校的紅衛兵把教室改為牢房，把所謂「資產階級反動當局黑幫」分子的老師抓來羞辱。這些老師被羞辱、毆打、動刑，許多人差點就給活活整死。中南海對面、北京第六中學的音樂教室就是這樣一處牢房。他們在牆上用老師的鮮血寫上：「紅色恐怖萬歲！」年輕人對這個口號的瞭解就是如此。「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學校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控制的現象，必須完全改過來。」
受到免責權的鼓舞，從一九六六年九月起，首都和其他城市的紅衛兵開始分散到全國各地去，到處播撒不幸和恐怖。他們在旅行中無可避免會到韶山沖、井岡山、遵義和延安等「聖地」朝覲。他們在開導落後的群眾、拔除走資派大毒草之餘，到處發現目標。毛澤東非常高興聽到這些「革命創舉」：
讓他們去嘛，留些人輪流看家就行了。他們要開介紹信，就統統開，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人要去，也可以讓他們去……對外來的學生，要給他們搞伙食。有人說沒有房子住，哪裡沒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這是藉口[不讓學生去]。
受到好消息激勵，毛澤東在八月底向《人民日報》同仁提到：「不需要在年底結束文化大革命。我們先讓它持續到農曆年[即一九六七年二月初]，然後再說。」
「革命學生」對於偉大舵手的支持十分熱切。有個參與者回憶說：「我們不是遊客……我們是上戰場和舊世界作戰的士兵……從現在起，我們不必再羨慕我們的父母參加革命戰爭的英勇事蹟，遺憾我們出生太晚……我們將要啟發、組織群眾，挖出潛伏的敵人，為文化大革命的最終勝利流血、犧牲。」一九六六年，寫下這段回憶的作者年僅十五歲，我們不可能懷疑她青少年的純真熱情。可是，她不必像那些被她和她的同志掃進走資派行列的人一樣，她不需要流自己的血。這些被打為走資派的人，和那些「死守舊文化」的人，求饒也沒用。這些宣揚「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傳教士」引以為傲的，正是他們的革命比他們父母的革命更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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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所有的黨領導人都歡迎紅衛兵。許多人都很不安，其中不少是中央委員。黨領導圈內的鬥爭持續到九月。那些還保持理智的人設法遏抑混亂，冀望經濟不再陷入危機。九月中旬，腦筋清醒的中央官員以周恩來為首，說服毛澤東批准一道禁令，不准工人及農民加入紅衛兵運動。但是，正宗毛派分子旋即對劉少奇集團又祭出重擊。十月中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點名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指控他們走「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他的發言明顯是得到毛澤東的核可。江青雖然不具中央委員資格，也參加了會議。從八月底起，陳伯達工作繁重，分身乏術，江青已經形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