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其實是鬼話！中國學者朱學勤以《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一書，梳理「民粹主義」如何建構「道理理想國」，從「道德理想」又如何蛻變為「紅色恐怖」，二百年來席捲歐亞大陸。
一九五二年我出生於上海，青少年接受的是紅色教育，其中最有迷幻性的成分即「民粹主義」。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轟然而起，億萬青年誤認「民粹」為「民主」，群起響應。一九七０年五，我離家千里，赴中原豫東一個以窮困貧寒著稱的地方插隊落戶。當時年僅十七歲，之所以不顧父母反對，去那樣一個地方吃野菜啃窩窩頭，是因為有九個重點中學畢業的高中生，在那裡開闢了一種共有、共產的生活方式，邊勞動邊讀書。那個集體戶是一微縮版「道德理想國」，對我有磁石般的吸引力：
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的力量及其全部的力量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只是一瞬間，這一結合行為就產生了一個道德的共同體。
這是二百年前的一段名言，出自盧梭《社會契約論》。今天要尋找一段能準確描述我們當年精神追求的文字，也只能是這一論述。
我們這一代的慘痛經驗
那是「文革」中期，我們到農村模仿十九世紀俄國民粹黨人─「脫下學生裝，穿上粗布衣」，到田間地頭去接受「再教育」。同時也是第一次讀到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矇矓意識到中國「文革」與法國大革命似乎類同，由此播下我日後深入研究之萌動。
中共革命由俄羅斯舶來，俄國革命又來自更早時期對法國革命的模仿。在這一思想脈絡中，最有鼓動力的盧梭「公意」說，總能打「民意」之旗號，俘獲一代又一代知識青年。毛澤東「五四」時期即為此類憤青，他所言「北方吹來十月的風」，「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也來自思想史這一脈絡。毛本人所受教育貧弱，沒有能力釐清這一思想史脈絡，但他此後擁有極權暴力，配以「公意最高指導」的名義，將一千七百萬知青驅趕出城，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如此的「反智主義」，在中國也有其傳承，從漢代五斗米教至太平天國，再至一九００年義和團，曾多次掀起瀾，卻以「文革」為甚，不過也只能以失敗告終。我們這個集體戶雖然自願組合，終還是逐漸解體。農村三年，如果留有什麼「再教育」，恰好與之構成反諷：我們曾經請老貧農「憶苦思甜」，本以為當憶「舊社會」之苦，思「新社會」之甜，結果他們從回憶民國三十年河南災荒開始，隨即哭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如何從「大躍進」走向「人相食」，「新社會」餓殍千里，遠遠超過「舊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