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產業政策應當幫助重新挑選全球自由貿易、金融仲介、科技發展的龍頭贏家。
自從七○年代的停滯通膨以來，各國政府盡量允許企業決策行為妥善遵循商業基本邏輯，同時適度減少政府干預，最近半世紀許多歐美跨國企業設立離岸製造工廠，重新分配資本投資、外包勞務、產品製造自動化，積極鞏固國際成本領導地位，這些跨國企業持續增進股東財富權益，至今全球貿易自由化已經間接幫助全世界數十億人民脫離貧窮。
股東權益最大化並不會完全符合整體國家經濟利益，政治考量與其它非經濟社會因素經常圍繞自由市場失衡、違反良性競爭的寡頭壟斷市場結構、高科技外溢現象等等的複雜問題。目前中國大陸當中，更多政府干預通常是解決這些複雜問題的正確答案，近年來中國政府重新審視社會正義與共同富裕的總經政策考量，這種新型產業政策徹底翻轉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期間，犧牲耗盡相當可觀的社會代價，維持穩定經濟成長發展的舊思維，中國大陸妥善運用新型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規劃執行總經戰略任務，實踐更好的財稅貨幣雙重政策協調，這種宏觀調控政策有效平衡中國大陸政府部門與私營企業兩者之間，截然不同的特殊經濟利益。
近年來，許多國家試圖效法中國大陸的適度政府干預，日本約六十家國內企業獲得約五億美元政府補貼，積極投資半導體晶片先進製程與高速網路通訊安全等等的高科技研發貿易事務。此外，歐盟積極建立專門生產電動車鋰電池的高科技產業財團，並提撥將近兩千億美元的後疫情經濟復甦基金，特別針對高速電信網路與顯卡晶片〔Graphical Processing Units (GPU)〕，加速投資歐洲企業的數位轉型軌跡。英國政府針對醫藥疫苗、萬物聯網、人工智慧、智能家電等等的關鍵科技發展，大幅補助英國境內高科技研發經費。整體而言，這些政府補貼與財稅抵免政策，妥善彌補技術進步的邊際社會成本與邊際私有成本的差距，倘若沒有這些政府適度提供的正面經濟誘因，高科技研發產值將會遠低於社會最適水準。
目前美國華盛頓當局當中，富含適度政府干預的新型產業政策，影響貫穿美國白宮、國會參眾議院、獨立智庫、特別利益團體等等。拜登政府透過發布新行政命令，直接要求所有相關政府機構，特別針對半導體晶片製程、高速電信網路、萬物聯網、大型語言模型主導的生成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徹底審核所有相關的全球供應鏈，拜登政府體認這些全球供應鏈應當變得更有彈性，適度因應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風險餘震。此外，拜登政府透過高達兩兆美元的《重建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積極廣納商業激勵誘因措施，大幅增加針對氣候變遷、醫藥保健、通貨膨脹、經濟均富等等社會經濟政策的財政預算。自從拜登勝選以來，總共高達兩千五百億美元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提撥約五百億美元資助半導體晶片先進製程，另提撥八百億美元資助人工智慧、生醫研發、機器製造自動化，再提撥兩百三十億美元資助太空導航、超過百億美元資助加州矽谷以外的科技研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