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國對民主示威者的鎮壓引發了中西方關係的重大危機。在那場殘殺的35周年來臨之際，中國領導人在國際上面臨著與那時類似的境遇。
今天，對中國的不安不再源自槍炮聲，而是中國激進的產業政策疊加其對近鄰動武的傾向，以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國家安全議程；這個議程對內限制個人自由，對外影響國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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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國已從1989年時貧窮且相對落後的國家發展成為一個經濟強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和外交力量，正試圖重塑全球秩序並在國際上推行自己意志。
加州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知名訪問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對中國進行了長達四十年的研究，他認為中國政府的形象不像1989年那樣面臨一次性衝擊，而是正在經歷「系統而漸進的長期性下滑」。他認為現在與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的狀況既有相似點，也有不同之處。
沈大偉說，雖然中國政府現在的抗壓能力大大增強，但當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憂慮比天安門事件後蔓延得更廣，而不僅限於西方。
外商對華投資正在減少，許多國家的政府正在重新考慮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中國政府的人權紀錄再度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這是一次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從未經歷過的負面力量大彙集。
在蓋洛普（Gallup）一項關於美國人對中國態度的長期民意調查中，不利因素顯而易見，美國人目前對中國的好感度僅為20%，遠低於1989年六四事件後不久的34%，也表明許多人嗅到了一場新冷戰的味道。令人驚訝的是，蓋洛普的數據顯示，1989年美國人對蘇聯的好感度要高得多，達到62%，當時冷戰正逐漸平息，自信滿滿的美國可謂是所向無敵。
目前中國經濟成長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天安門事件後的低點，即1990年時3.9%的成長率，無法企及先前幾年兩位數的增幅。經濟不景氣反映了普通民眾對中央決策的悲觀看法，而爆發類似天安門事件的公眾抗議的微弱勢頭更是加劇了這種悲觀情緒。
歷史教訓
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加強了國內安全管控，著眼於消除未來爆發大規模反政府抗議的可能性。與此同時，中國給了民眾甜頭，推行了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這增加了財富並推進了現代化進程。
特別是，當局加倍押注其與民眾之間一種心照不宣的協議：經濟不斷改善，則黨的權力不容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