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時，律師孔傑榮（Jerome Cohen）的一些美國藍籌客戶非常迅速地撤離了中國，令中國領導人感到不安。孔傑榮說：「中國領導人知道，他們在對外關係方面搞砸了，並極力緩和相關影響。」
1992年初，中國邁出了關鍵一步，時任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巡視了廣東省，以「致富光榮」的口號吸引外國投資者回歸。孔傑榮說，儘管天安門事件令人心有餘悸，但這一舉措還是奏效了， 因為看起來「中國的未來仍然可期」。
中國不僅僅是重新加入了國際社會，還成為了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和居於前列的外商投資目的地。當前，中國的經濟規模在全球經濟體中的排名從1989年的第11位躍升至第2位。
經濟的迅速發展淹沒了對中國政府的批評。多年間，天安門事件中的知名抗議者周鋒鎖時常被問及一個讓他感到沮喪的問題：鎮壓學運不是讓中國穩定下來了嗎？
周鋒鎖往往會反問：如果殺人能帶來更大的繁榮，你會殺人嗎？而現在，隨著人們對中國的看法日益暗淡，周鋒鎖說，再也沒有人問他這個問題了。
中方的回擊
1989年時，西方國家仍有可能實現對中國的孤立。
在鎮壓抗議者之後，鄧小平曾指示幹部對國際譴責採取非對抗性回應：中國將「韜光養晦」。這一策略當時廣為人知。
習近平卻反其道而行之，通過祭出多位「戰狼外交官」，摒棄了鄧小平的外交方針。這些戰狼外交官憤怒地反駁對華批評者，並通過提出領土主張來挑釁中國的鄰邦。
即使更多國家（包括不少亞洲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對中國的尚武主義、重商主義和影響力表現出擔憂，但鑑於中國現在的實力和在全球的貿易地位，如今針對中國的手段是有限的。
沈大偉說：「我們今天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國家。」他還稱：「今天，西方，特別是美國，對這個國家的身份和未來走向有疑慮。」
習近平與俄羅斯領導人普京（Vladimir Putin）建立的密切關係表明，中國有意挑戰二戰後的全球秩序；即便在普京繼續推進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的情況下，兩人的關係也沒有受到影響。兩人於今年5月中旬舉行了慶祝中俄建交75周年的活動，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35周年紀念日：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在1989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訪華之行。
當時，此行標誌著蘇聯領導人30年來首次訪華，時值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中共在如何應對的問題上出現內部分歧之際。六個月後，柏林牆倒塌，為蘇聯的解體埋下伏筆，也對中國等其他共產主義政權構成威脅。
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中國問題學者約瑟夫·托里吉安（Joseph Torigian）認為，習近平如今的執政理念折射出1989年的雙重危機。托里吉安表示：「對於年輕人來說，六四事件和蘇聯解體是反映了政治體制脆弱性的真實教訓。」他還表示，習近平表現出對改革的恐懼，怕改革會引發大亂，認為國家統一需要一支強大的軍隊，而且他也不信任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