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滬寧認為美國過分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民主主義」最終會引起裂痕並削弱其競爭力，他反而更為欣賞當時世界普遍認為的美國最大競爭對手——日本。並表示日本的強大是建立在「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之上。總體來看，王滬寧在《美國反對美國》中對西方民主體制的反對，並非完全否定民主價值本身，而是批評美國式民主在制度設計和實踐中的缺陷。他的批判立場反映了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深刻反思，也體現了尋求替代性發展模式的企圖。王滬寧的思考並非純粹的學術分析，而是帶有一定的政治哲學意圖，為中國提供一種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理論支撐。
那麽，什麽才是最合理、最有效、最符合王滬寧心中理想的政治制度，在王滬寧看來，這個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精英治國的威權主義體制(Meritocracy)身上。就如同柏拉圖心中的理想國是由貴族精英領導、在上層實行（上層階級内的）民主、對中下層通過總體規劃和一定程度的市場激勵措施進行管理，是保守主義精英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制度，這也是他崇尚日本的制度、而鄙視美國和歐洲制度的主要原因。同樣地，他反對毛和文革，也恰恰是因爲毛代表的是極端的集權、而文革代表的是極端集權與極端民粹的聯合，這兩者都是王滬寧深惡痛絕的。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爲什麽89學運時期王滬寧要維護當時的體制，也可以理解他從江時代以來所一貫支持的政策主張的一脈相承。
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王滬寧替江澤民所提的三個代表，三個代表是精英體制在新的形勢下向社會資源的主導者（即所謂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發出的召喚邀請，邀請其成爲統治階層的一部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私人企業家和新興的中產階級逐漸成為經濟的重要驅動力。
然而，這些群體在傳統的共產黨話語中被視為資本主義的代表，與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相悖，「三個代表」理論通過將這些群體納入「先進生產力」的範疇，解決了意識形態上的矛盾，使中共成為所有生產力發展力量的代表。這一點的意義在於，它不僅確保了中共對市場經濟的主導權，還賦予了其統治的經濟合法性。中共通過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將自己的執政目標與國家經濟增長緊密聯繫起來，從而在社會中贏得了廣泛支持。王滬寧「三個代表」成功幫助中國共產黨度過八九學運後的政治風波，而為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在本質上是對於市場和中下層的規劃。錢多、技術強…中國正在侵略全世界！1產業被破壞「他們乖乖聽話拿2300億投資」更多文章
科學發展觀核心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作為江澤民時期「三個代表」的延續和深化，科學發展觀更具務實性，針對改革開放後期的社會問題提供了一套系統的解決框架。 「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分別體現了王滬寧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兩次重要升級，前者突破了傳統的階級鬥爭框架，確立了黨與時俱進的現代化基調；後者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回應了改革開放後的新挑戰，強調發展的質量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從「三個代表」到「科學發展觀」，中國共產黨的理論體系逐漸向更全面、更包容、更系統的方向演進，為後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提出鋪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