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奇特的，具有台灣特色的殖民史觀，看似荒謬，卻是浸浸然成為本土主流。
Why？我們不得不問，台灣社會這一套獨特的、悖離於世界史常識認知的殖民史觀，究竟從何而來？究竟是什麼樣的獨特力量，得以引領這一套史觀，進而成為本土歷史詮釋的霸權？
「我想每一個人都會同意，所謂的成功殖民，就是人民發自內心對新政權臣服，以及新環境能夠引導社會道德明顯改善……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那些勤勉、機敏且具有影響力的福爾摩沙民眾，已經開始感覺到他們確實受益於日本的殖民。我曾與一些反叛份子交談過，我發現他們的反抗都是起於純粹的無知，另一些人則是因為熱愛冒險，不願每日腳踏實地的工作，因而『起身抵抗政府』。」
這是甘為霖《台灣筆記》中的一小段，寫於日本殖民初期。甘為霖本名William Campebell，蘇格蘭人，英國長老教會牧師，1871年奉派到台灣宣教，1917年離台，返英退休。他在台期間，曾獲日本官方授予「勳五等雙光旭章」及「勳四等瑞寶章」。
再看另外一段，記述1895年日軍登陸台灣之後，自北而南，逼近台南府城之場景：「他們一路南下，不斷遭遇民眾的抵抗，最後所有日軍會師在台南府之前……當時台南府內有三位傳教士，經由我們居中調停，日軍才得以兵不血刃，和平接收這座城市。我們很幸運能擔任這樣的角色，因此得到了雙方的感激。我們主要關切的，就是這種新的局勢會如何影響福爾摩沙的宣教事務。就這一點而言，我很高興地說，我們現在的景況比以往中國統治時代好多了，不管是人民或新統治者皆然……日本官員即使不是基督徒，也相當瞭解：與中國的異教相比，基督教更有助於推廣文明、秩序和啟蒙，而這些正是他們打算在此地推展的目標。」
這是另一位長老教會傳教士巴克禮的記述。巴克禮原名Thomas Barclay，出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與甘為霖是小同鄉。巴克禮牧師1875年抵達打狗(今高雄)，宣教地以台南為主，是台南神學院的創辦者。於今，台南市文化中心對面有一片寬闊的綠地公園，即是以他為名。
1895年，台南府城抵抗激烈，日軍準備巨砲轟城，巴克禮和宋忠堅(Duncon Ferguson)兩位長老教會牧師主動求見乃木希典大將，接引日軍入城。日本明治天皇為此授予五等旭日勳章。
本土論述中的文化霸權
長老教會的事業在台灣順利開展，根據巴克禮1900年發表於紐約《基督宣教會》(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的文字，日本剛接管台灣時，「領受聖餐」的信徒，全島大約三千到四千人。到了2015年6月21日，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台灣各地同步舉辦「慶祝宣教150週年」大會，光是在高雄巨蛋舉行的場子，就有一萬五千名信徒參加。民進黨的高層領導，從黨主席蔡英文、高雄市長陳菊、屏東縣長潘孟安、以及南部現任諸多立法委員、前行政院長張俊雄……等人全程恭敬參與。
蔡英文更在致詞時，大力肯定長老教會自1970年代以來即積極推動的「台灣住民自決」。她更高度推崇巴克禮對台灣的貢獻，強調：「我們要把巴克禮牧師與上帝立的約，當作自己的約！」最後，對著巨蛋中仰首企盼福音的長老教會信眾，她激亢地宣誓，要以巴克禮為最高典範，她說：「在這裡，在各位的面前，我也要與台灣人民立約……我必將奉獻所有，讓台灣人充滿榮耀！」
這樣的場合，這樣的情境，這樣的崇隆誓言，足以見證長老教會在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各個面向的巨大影響力，當然也足以見證其在本土論述中的文化霸權。
長老教會入台傳教已達150週年，在台灣社會紮根一個半世紀，信徒廣眾，自有其成為文化霸權的基礎。只不過，長老教會的史觀、認同，從甘為霖和巴克禮的記述中可以看出，皆是以有利於宣教佈道做為出發點，而這卻又在戰後延續成為台灣本土「殖民有功論」者的認知基礎。台灣悖離世局常理而獨樹一格的殖民詮釋，其根源在此。洋教士傳給我們的歷史，於今就是獨派指定的教科書。
＊作者為INTERCOLL(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Intellectual)亞洲地區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