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李登輝外，大概很少有那個政治人物，敢用「台灣的典範轉移」作為講題，一般來說，知道孔恩（提出典範轉移理論者）的政治人物已經不多，同時又能江河大海般的拿來評價台灣的政治變遷，就更是寥寥可數了。然而，即使是李登輝，都難以道盡這場典範轉移的複雜性。
李登輝卸任總統後，他的獨派立場已經無可置疑，異於其他政治人物的是，李登輝總能提出他的哲學觀，在日本的這場演說，可能是說得最清楚的一次。對李登輝而言，台灣與中國的差異，不只在於時空的分隔而形成的分離，而在於進步或演進的可能性與否。
李登輝顯然是相信進步的（即使每個人對進步的內涵不同）的，對他而言，「中國的５０００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中國歷代皇帝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中國史是靜態的，時間的流逝不代表事態有所演進發展，李登輝將這樣的情境視為是亞洲價值。
而台灣能脫離這樣的淪迴惡運，李登輝強調他提出「脫古改新」，切斷過去「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李登輝強調，中華民國與中國一樣，都是中國５千年歷史的延伸，都是進步與退步不斷重複的政體。然而，台灣之所以能脫離不斷淪迴的惡運，中華民國並非完全無關，就如吳乃德在《百年追求》一書中指出的，台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發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第二波民主運動則是１９４９年後以外省籍自由知識分子為中心，透過《自由中國》雜誌，對蔣介石的權威提出挑戰。
正如吳乃德所說，運動中的外省籍知識分子，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延續，自由主義在中國失敗之後，他們試圖在新領域做最後的嘗試。行動最後雖然失敗，他們的言論卻成為我們政治社區的道德資產。事實上，做為自由中國重要參與者的傅正不但是這樣的道德資產，他最後更成為民進黨的重要催生者。
傅正過世２０年後，民進黨首任祕書長黃爾璇如此回顧，「傅正的貢獻在於將台灣第一次組黨失敗的經驗傳承下來，並指導當時的黨外如何建立一個有力的反對黨。」
甚至連被視為老法統的費希平，當年都是最積極推動民進黨組黨者。
這些曾致力於「自由中國」的政治運動者，對台灣民主的貢獻遠大於只是象徵，然而，他們在李登輝的典範轉移圖像中卻消失了。
當然，屬於中國的、中華的文化，在這個典範轉移藍圖中，顯然更無立足之地，在急於建立台灣主體性的過程中，刻意的壓抑中華文化可以理解，然而，台灣如果有已經典範轉移的自信，中華傳統文化是否和民主、甚或和台灣建立主體性格格不入，則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作為曾被日本殖民國高級知識分子的李登輝，幾乎是毫無距離的認同日本，他在演說中回顧指出，二次大戰後台灣交還中國，「當時台灣的處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
可惜的是，正是面臨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知識分子的挑戰對抗，刺激了像沙特等這樣的法國知識分子，投入對法國的改造，使法國成為更民主包容的國家；相對的，李登輝對日本的無條件認同，在碰到釣魚台主權爭議時，不但有違他追求台灣主權獨立的理想，更失去了刺激日本反省，讓日本成為更民主國家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