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則關於教科書的故事：
其一是東京教育大學(今筑波大學)教授家永三郎，他於1952年編寫的高級中學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客觀忠實記述日本殖民、侵略戰爭，包括731部隊細菌戰、南京大屠殺……等殘虐事件。這本教科書原來廣為日本高中採用，直到1962年，日本文部省認為該教科書「把日本的民族形象寫得太灰暗」，判定「不合格」，禁止學校採用。政府當局刻意美化戰爭罪行，扭曲歷史事實，家永三郎一怒之下，向法院提起訴訟，控告政府違憲，干涉教育，侵犯學術自由。
此一案件從1962纏鬥到1997年，長達35年的民事訴訟，打破金氏紀錄。在這期間，家永從不錯失出庭的機會，據理力爭。而每一次的開庭，必有左翼的支持者簇擁支持；也必有右翼集結，強力攻擊騷擾。家永三郎後來乾脆把未通過文部省審核的書稿公開發行，書名叫做《審訂不合格日本史》。
「殖民有功論」最直白的版本
另外一個故事是有關「新歷史教科書製造會」這個團體，其靈魂人物是東京大學的藤岡信勝教授以及電氣通信大學的西尾幹二教授。該會主編的《新歷史教科書》、《新公民教科書》，雖然在日本周邊國家引發喧然大波，卻先後通過了日本文部省的審定。「新歷史教科書製造會」以「恢復國民自豪感」為理由，主張日本應該超越「自虐史觀」，也因此，在他們所製造的教科書裡，隨軍慰安婦只是商業行為，出於妓女的自願，不能視為「性奴隸」。他們也認為中國誇大南京大屠殺的犧牲者人數，根據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報告，只有47人，而不是中國所宣稱的30萬人。藤岡信勝在其著作《歷史的真話》中，甚至寫道：「朝鮮在非難日本之前，首先應該反省自己，當時不應該給他人添麻煩，做一個有管理自己能力的現代國家……殖民地的人的水準也要提高到跟日本人一樣。日本就是熱心腸。所以日本的殖民地統治與歐洲人有根本的不同，是想把殖民地的人提高到日本人的水準。如果說歐洲人想把世界都變成歐洲，那麼日本人也可以說在自己支配力所及的範圍內，想達到全部日本社會化。」
藤岡信勝的說法，可以說是大日本帝國「殖民有功論」最直白的版本。「新歷史教科書製造會」會長西尾幹二以及《台灣論》作者小林善紀等人，都曾經到台灣尋找日軍徵用的台灣慰安婦是「自願」的證言。果然，透過幾位獨派大老的證言，西尾幹二得到他的教科書材料，而小林善紀的漫畫裡也出現台灣女性愉悅排隊爭當慰安婦的圖像。
上述這兩個案例告訴我們，關於教科書的爭議，在日本長期以來就是左、右纏鬥的狀態，是日常的纏鬥，也是常態化的纏鬥。而1960年代壯烈的「反安保鬥爭」，一直到最近仍有數千青年上街，反對安倍晉三內閣強行通過被稱為「戰爭立法」的新安保法案。然則，美國強勢布局的「重返亞洲」以及總理安倍的順勢配合，的確讓日本的右翼勢力精神大振，在有關殖民與戰爭記憶的議題上又開始大作文章。對他們而言，「恢復國民自豪感」是首要任務，而教科書的編撰，當然是最重要的陣地。
「新歷史教科書製造會」台灣分支
「新歷史教科書製造會」的成員多達8,000多人，分為48個支部，在教育界、文化界、媒體和政治圈皆有重大影響力。然則，即使在這樣的情勢之下，還是有中小學教師為主的「日教組」和許多進步學者堅持維護「教科書的正義」，力求以客觀、真實的歷史傳遞給新生世代。
台灣的課綱爭議，只不過是日本形勢的延續。爭議中有關慰安婦是否被迫，日本統治與日本殖民統治之別，是否將台灣人與抗日戰爭類為章節……等等，與日本長期以來的教科書鬥爭，其實並無差別。也因此，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個夏天的反課綱運動，其實是台灣本土教科書鬥爭的序幕。往後，有關教科書的鬥爭，理應進入日常化、常態化的階段，年年有，時時鬥，真要爭取「教科書的正義」，沒有任何妥協的道理。
盤據於教育部前廣場的「反課綱微調」抗爭群眾，於蘇迪勒颱風來襲前夕散場。但是，就其性質而言，反課綱運動其實更像是劇颱過境，所到之處，滿目瘡痍，台灣的公民教育、歷史教育自此隨風飄散，無所定著。只不過，經此一役，知識圈、文化圈看風向的人多了，隨風轉舵的技巧也更為成熟了。
這一場運動，要說它是「學運」，很是勉強。真正入場的學生也不過就是幾十人，剛好坐滿「北社」在青島東路的會議室。北社，這個在成立宣言中「以促進台灣成為主權獨立的現代國家為努力的方向」的社團，其辦公室是學生聚會、動員之所在，也是台北市長柯文哲密會學生代表的地方。北社，其成員遍布台灣的在教育界、文化界、媒體和政治圈，如同日本的「新歷史教科書製造會」，而就其主張而言，要說是「新歷史教科書製造會」的台灣分支，也不為過。
就在學生退場的前夕，與北社關係密切的《民報》發表一篇社論，標題是〈「慰安婦被迫說」意在分化台日人民感情〉，內容指出，那些一再鼓動反日情緒的人，「根本是在製造麻煩，遲早要在亞洲民主陣營中，被視為不識大局的麻煩製造者。」如是說法，與前面藤岡信勝的文字可謂異曲同工：「朝鮮在非難日本之前，首先應該反省自己，當時不應該給他人添麻煩，做一個有管理自己能力的現代國家……」
同樣的，在反課綱過程中多次邀請學生上節目的名主持人鄭弘儀，在他的節目中調侃台灣當局還在「紀念抗戰七十週年」，他說，他的父親讀日本小學，當日本海軍，彼時算是日本人；中國軍隊抗戰，打的是包括台灣在內的日本，「與我的爸爸為敵」，如今要慶祝勝利，「那你覺得我爸爸的心情怎麼樣？」
新時代的「台灣人日本兵」
關於「台灣人日本兵」的處境，鄭弘儀的表述並不是單一的案例。學生進佔教育部廣場期間，「閃靈樂團」是晚間節目的要角。閃靈有一首歌唱遍台灣南北，其歌詞台語、日語夾雜：
海鷗(かもめ)展翅高迴遠飛
直直召喚阮綴伊遠洋
赤日一逝一逝的光芒
放送出 男兒志氣萬丈
穿過軍衫 穿過皮肉
染血軍徽安佇靈魂頂
伴白雲 戴青天
戰旗高掛
大港起風湧
堂堂男兒欲出征
氣勢撼動高雄(Taka-o)
齊開向你我前程
這一首歌的歌名，就叫做「皇軍」。
我們要指出的是，在「反課綱」的同時，其實另有一套「隱形的課綱」已在生產線上。這一條生產線，也許是「新歷史教科書製造會」的台灣分支，也或者，在我們生活的島嶼上，所謂「台灣人日本兵」，其實一直都存在著，而且軍容壯大，在台灣內部已是知識界、文化圈、媒體、政團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無數台灣人被日本政府送往南洋戰地，男的當兵，女的成為性奴隸，大好青春葬送於叢林荒野。然而，當時不管是「台灣人日本兵」或是「慰安婦」，畢竟都還經過洗腦交心或強行拉伕的過程，每個壯丁的背後，都有一個破碎的家庭；每一位少女的背後，都有一段淒涼的身世。於今卻有一群人自願充當日本駐防台灣的特種部隊，為日本人搶奪釣魚台主權，訕笑膽敢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的慰安婦，手舉武士刀檢查台灣內部的「親中」團體或個人，主張教科書去中國化，改寫日本侵華據台的歷史。日本精神透過他們，在台灣生根茁長擴散。這就是現代的「台灣人日本兵」，而且是心甘情願，站上前線。
2015年，抗日勝利七十週年，國際上則普遍定義為「反法西斯鬥爭勝利七十週年」。在歐洲，對抗納粹法西斯的戰爭其實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二次大戰終止以來的這七十年間，對於戰犯和劊子手的追捕、審判，迄今都並未放鬆；對於種族主義的鬥爭，對於普世人道主義的建構，迄今努力不懈。而對於歷史事實的重建和人民記憶的保存，也始終被視為極端重要的工作。反觀台灣，戰犯和劊子手成為被膜拜的對象，族群歧視成為政客煽情媚俗索取選票的工具，而各種悖反人道常理、竄改歷史事實、強奪人民記憶的言論行為，一次又一次的被縱容，甚至被鼓舞。我們不得不懷疑，「台灣人日本兵」即將是「新歷史教科書製造會」在台灣的生產線上所要規訓出來精神面貌。
＊作者為INTERCOLL(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Intellectual)亞洲地區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