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榆事件發生，中方的反應可以預期，不必大驚小怪，但台灣一些影視圈人說「不要政治干擾」，卻讓人側目。
「政治干擾」，到底誰比較政治？
這句話表面解釋是「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但潛台詞是：「你的行為干擾到我的利益，就是政治干擾；我的行為干擾你的價值認同，不是政治干擾。」
多少年來，依照自己的意識形態、自己的經濟、政治利益考量，來壓抑別人的政治表達，卻說別人在政治干擾，這裡頭充滿虛偽與壓迫。有多少藝人，以前在台灣，現在在中國，享受威權體制底下的特權市場保護。現在有人勇敢地對威權統治者說不，這些既得利益者便群起指稱抵抗者「政治干擾」。到底誰比較政治？
傅榆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片中最值得珍惜的元素就是誠實與坦白。她在領獎時說出：「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絕非偶然，也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深思的抉擇。
這個得獎感言是個有反省力、有認同關懷的藝術工作者，選擇在一個重要的場合，以極大勇氣吐出來的話語。她完全沒有考慮自己未來的拍片機會，不怕得罪廣大的中國市場。
傅榆來自一個「新移民」家庭，媽媽是印尼華僑，爸爸是馬來西亞僑生，自己「曾經藍藍的」，不是所謂鐵桿本土認同出身。她並非「生為台灣人」，而是經過長時間的疑惑與摸索才決定「成為台灣人」。她的身分告白，狠狠地戳破了「天然獨」神話。生為台灣人沒什麼了不起；決定付出代價，成為視野開闊的台灣人，而不是眼光狹隘的台灣人。
見證歷史巨輪碾壓下的年輕心靈
傅榆說，她處理中國與台灣之間存在的大量誤解。這是台灣年輕人少見的志氣。「在台灣國內，及台灣與中國、香港之間，懷抱不同國族認同、具有不同政治立場的年輕世代，是否能夠透過對話，來理解彼此的立場與差異，甚至共同合作？」她想在既有的刻板認同格局中，找到一條屬於年輕人的實踐道路。
她原本對政治、中國、台灣歷史模模糊糊，二○一二年拍攝完成《藍綠對話實驗室》，通過紀錄片追尋自己的政治身世，尋求「和解」。更確切地說，通過差異認同交互詰問、交換視角的對話，反思自己的政治態度，觀察自己認同上的變化：從對政治的無知、疏離出發，繼而興奮好奇，隨著她的主角在街頭行動，不經意被拋入歷史時刻，而驚愕地參與了創造歷史的事件。
她記錄太陽花運動其實是非意圖的結果。把這部影片定位在「太陽花」，某個角度看是窄化了視野，忽略個體生命的厚度，小看在抵抗者的後台，靈與慾的鬥爭，日常需索與宏偉敘事的爭奪。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中的「我們」，指的是一位台灣學生陳為廷、一位中國學生蔡博藝和導演自己。傅榆的記錄過程，緊貼著兩位主角的生活軌跡，日常節奏隨著這兩人起伏律動，情感涉入很深。她一路跟著蔡博藝回中國，在蔡博藝家中目睹父母對她參與台灣社運、參選學生會等活動的不安與責備。
她跟著陳為廷見證港台年輕世代交流的青春揮灑。跟著陳為廷到中研院上課，陳為廷翹課（因為搞運動或其他不明原因），她照樣出席聽課等候，不錯過她的主角活躍的任何一個場合。她的執著可見一斑。
她跟拍陳為廷征戰社運場合的不可一世，也記錄他受傷後的萎靡困頓，蜷縮在他塞滿小熊維尼的陋室。沒有深刻的信任，這兩個人不會讓她介入這麼深，直刺內心。
前後六年，兩個主角因為各自原因而傷痕累累，導演跟著負傷，這部紀錄片彷彿拍不完，也剪出不來。她要的不是一種英雄史觀，也不是英雄落難後隨政治正確起舞。太難了。他們在追求什麼？我在拍什麼？誰的故事？傅榆在片中落淚坦承瀕臨失控。如同這座島嶼上的人們，曾經在那幾年幾乎失去這個國家的自主性。她以鏡頭見證那些年在歷史巨輪碾壓下的人物精神狀態，還有自己的心理變化。
透過紀錄片成為真正獨立的個體
她在接近崩解邊緣的後製階段，一再重新剪接，最後決定將自己的猶疑、懵懂、喪失意義感通通揭露，攤放到前台來，直白曝曬自己的窘境，而得以解除壓力，豁然開朗。
這是一部個人政治宣言，也是年輕導演針對自己的深刻心理分析。透過這部紀錄片的完成，導演和她的主角才終於「分離」，而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本文作者為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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