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克斯相信他可以從美國財政部和ＩＭＦ爭取到一套新馬歇爾計畫，而且理由很充分。《紐約時報》在那段期間形容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他記得在擔任波蘭政府顧問時，曾「一天內在白宮籌到十億美元」。但沙克斯告訴我：「當我提議為俄羅斯做同樣的事時，白宮完全沒興趣。ＩＭＦ 的人只是瞪著我，好像我瘋了。」
雖然葉爾欽和他的芝加哥男孩在華盛頓不乏仰慕者，卻沒有人願意拿出他們嘴巴說的援助。這表示沙克斯要求俄羅斯推行激烈的政策，但他無法履行自己的承諾。就是在這時候，他開始近乎自我批判。「我犯的最大的個人錯誤，」沙克斯在俄羅斯的大挫敗期間表示：「是對葉爾欽總統說：『別擔心；援助馬上會到。』我深信那些援助對西方來說太重要、太關鍵了，所以它不能像以前那樣搞砸。」但問題不只出在ＩＭＦ和財政部沒有聽沙克斯的話，也出在沙克斯還未得到任何保證前，就大力促銷震撼治療──一場數百萬人付出慘重代價的豪賭。
當時是一九九二年，柯林頓即將打敗老布希的美國大選年。柯林頓競選策略的核心是，布希忽略國內經濟的破敗，一意追求海外的光榮（「問題是經濟，笨蛋」）。沙克斯相信俄羅斯是那場國內鬥爭的受害者。他也說，他現在知道還有別的因素：許多華盛頓的權力掮客仍在打冷戰。他們視俄羅斯崩潰為地緣政治的勝利，可以確保美國的超級強權地位。「我沒有那種心態。」沙克斯告訴我，聽起來像一個童子軍誤入《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情節一樣，而他也經常給人這種感覺。「對我來說，那只是『好極了，這是一個可怕政權的終結。現在，讓我們真的來幫忙（俄羅斯人）。請大家投入所有力量⋯⋯』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在政策規畫者的心裡，那種想法是瘋了。」
儘管他遭受挫敗，沙克斯並不覺得那段期間的俄羅斯政策是出於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他說，那主要是「純粹的懶惰」所造成。他當時很希望來一場激烈辯論，談談到底應該提供援助給俄羅斯，或完全交給市場解決。但是他碰到的是集體冷漠。他說，他很訝異當時沒有嚴肅的研究和辯論可供重大決策參考。
當沙克斯談論「努力工作」時，他是在回憶新政、大社會（Great Society）和馬歇爾計畫的美好時代，當時來自常春藤聯盟的年輕人圍坐在指揮桌，捲起袖子，四周盡是空咖啡杯和成疊的政策文稿，大家針對利率和小麥價格爭議得面紅耳赤。這是決策者在凱因斯主義最盛時期的行事風格，也是面對俄羅斯災難「嚴重性」應該有的做事方法。
但把放棄俄羅斯歸咎於華盛頓的集體懶惰，對提供解釋沒有幫助。也許瞭解這段過程更好的方法是，透過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偏好的「市場競爭」觀點來看。當冷戰如火如荼進行而蘇聯仍未解體時，全世界的人可以選擇（至少理論上來說）他們想消費的意識形態；當時有兩極，且兩極間也有不少選項。這表示資本主義必須爭取顧客；它必須能提供誘因；它必須是個好產品。凱因斯主義向來代表著資本主義也必須跟其他意識型態競爭的事實。小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不僅是為解決大蕭條的急迫問題，也是因為在美國人民遭到放任式自由市場的蠻橫打擊後，一股要求採取不同經濟模式的強大運動必須加以安撫。有些人想要激進的經濟模式：在一九三二年的總統選舉，一百萬美國人投票給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候選人。愈來愈多美國人密切注意路易西安那州的平民主義者參議員惠朗（Huey Long），他主張所有美國人都應享有二千五百美元年所得的保障。小羅斯福在解釋為什麼在一九三五年把更多社會福利加進新政時，說他要「搶先一步做惠朗想做的事」。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工業家不情願地接受小羅斯福的新政。市場銳利的鋒刃，必須以提供公共部門就業，及確保沒有人挨餓來軟化──資本主義的存亡正面臨考驗。在冷戰期間，自由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免於這個壓力。事實上，五○年代前後這段期間資本主義的成就，即沙克斯所說的「正常」的資本主義──北美洲的工人保障、退休金、公共醫療和國家支援最窮困的人民──是出於面對強大左派必須作出重大讓步的務實需求。
馬歇爾計畫是在這種經濟大勢下使用的終極武器。戰後的德國經濟陷入危機，大有淹沒整個西歐的危險。同一時候，許多德國人被社會主義吸引，迫使美國政府選擇將德國分裂成兩半，而不願冒讓整個德國崩潰或轉向左派的危險。在西德，美國政府利用馬歇爾計畫建立資本主義體制，其用意並非為福特汽車或席爾斯（Sears）建立快速獲利的新市場，而是期待它的成功能造就繁榮的歐洲市場經濟，消弭社會主義的吸引力。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的《震撼主義》一書；本書作者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除了是獲獎無數的記者，也身兼專欄作家、《紐約時報》簽約作家。被譽為當代最重要思想家及公共知識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