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的還是個正式公民呢。」
他用那加勒比海地區的口音這麼說，為的是要強調他兒子是美國人，因為他是在這出生的，在芝加哥的一個郊區出生的。可是因為酒精他自己失去了一切：酒精逼他幹了所有他自己不會想幹的事，讓他遠離了家人，遠離了上帝，讓他沒工作。又說他現在想辦法回歸到原來的生活道路上，但為時有點晚了，他說，所以流落街頭。他說的「那個地方」（out there），指著街頭的那一角落，又說他的家人不願意再見到他，因為他對他們做了見不得人的事。
「見不得人的事，我傷害了他們。」
「你做了什麼？」
「見不得人的事。」
那是只有我知道的事，他說。又說人生還剩什麼：過日子，這裡開的時候來吃飯，晚上找個地方過夜，有時候喝個幾杯，不然人生還剩什麼? 他問我，為了要聽我說「對，你說的沒錯」，而我閉著嘴。
宗教是人們的娛樂
現在超市裡播放著那昆比亞舞曲（cumbia），唱著愛情和愛惜這美麗人生的那類歌。在十字架傳教會的地下室裡，窮人們低著頭吃著。在一個角落有五或六個年輕人叫著，說笑著。沿著較遠的牆壁有一個櫃子，唯一的一個：「我是生命的麵包，靠向我的永遠也不會挨餓。」
「他們像那些，怎麼說……那字西班牙文怎麼說？」
珊德拉女士問，想著她想說的那個詞：
「他們稱為流浪漢的，可憐的傢伙們。」
她終於找到了。之後，有一個食客跟我說，貝托的一個女兒自殺了。有些人說，那是因為他逼她做她不想做的事。
「什麼樣的事？」
「她不想做的事。」
他說，然後安靜下來。
貝托的人生充滿錯誤：他沉淪下去，卻沒辦法再爬起。那些陷下去的邊緣人的貧窮：
「你知道我最懷念什麼？我最懷念那些植物。「那個地方」是很難種什麼植物的。我試過了，但撐不久，我想「那個地方」是沒辦法的。只要我還沒有失去我的手感就好，如果我失去了它，我就真的什麼都沒了。」
「很多人以為來這兒的只有流浪漢。說真的，我想很多人寧願這麼認為。這樣他們會覺得心安點。」
大衛‧克勞福（David Crawford），「食品供給主任」，他的名片上是這樣寫的，他在「公正耕耘」（A Just Harvest）工作，那是一家由多個宗教團體主持的非營利機構。大衛是黑人，蓄有幾根很長的頭髮並花俏地結在他光禿的頭頂上，留著稀疏的鬍鬚，穿一件寬鬆的上衣和緊繃的高領，細長的領帶。大衛用那美式機關槍的方式說著，一個接一個的把字句噴出來，且沒有歇息的跡象。
「這樣比較簡單：大家說得很清楚，他們是流浪漢，體系外的傢伙們。所以不是體系的錯，是個人的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這裡您看到的都是有地方住的，但問題是錢不夠支付所有的開銷：有房租要付，還有健保費、醫藥費，然後沒錢買吃的，所以只能來這。這裡什麼人都有，來的人各個不同，有著不同的過去和人生的。他們的共通點是沒錢買食物，而這是確實的：只要能避免，沒有任何人會想來這些地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