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在德國各大城市發生的跨年夜性侵案，震驚了全德國。
其中，德國警察局、政府和民眾，對難民問題的態度頗值得深究。
1月4日，當科隆的性侵案首次曝光時，媒體的措辭極其謹慎，對肇事者的描述，僅限於「北非人或阿拉伯裔的外貌」。「難民」二字，絕口未提。
1月5日，新聞發佈會上，科隆警察局長和科隆市長堅稱，在未確認嫌疑犯之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性侵案與難民有關。
1月7日，曝光的警察局內部文件顯示，事發當晚已逮捕15名嫌疑人，皆為難民。
1月8日，警察局長因掩飾難民作案的嫌疑而被解職。
政府和媒體在案件初期，對「難民」二字格外謹慎，而隨著案件的持續發酵，日漸凸顯的難民問題，則再也無法回避。
為什麼德國警方在處理難民問題上如此敏感、小心，甚至以忽略和掩蓋事實為代價？
為什麼一向以批評政府、挖掘真相為己任的德國媒體，在案發初期也噤若寒蟬，對最易聯想到的難民群體，隻字未提?
德國警方在科隆部署了數百名警察。
「難民」二字，為何成為禁忌？
一種可能是，梅克爾敞開大門接受難民的政策在國內已爭議漸起。警察局對肇事難民的隱瞞，或是希望避免矛盾激化。截至到去年底，德國註冊難民超過110萬，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25%。如此龐大的數量，對政府行政管理的能力都是巨大挑戰。此外，德國也沒有英、法等過大規模接納海外殖民地居民的歷史和經驗。許多民眾對中東難民的融入能力持懷疑態度。近兩年，隨著Pegida（愛國歐洲人反西方穆斯林化運動）和AFD（德國選擇黨）的崛起，德國已有右傾苗頭；跨年夜大規模的難民性侵，勢必助長國內右翼勢力，將現有的難民政策推向爭議的風口浪尖。
如果說警察局和科隆市政府對案件細節的隱瞞有政治考量，那麼媒體在事發前和事件初期對難民問題的集體噤聲，則更值得深思。
首先，在性侵案之前，媒體更多聚焦在歐盟各國的難民政策上，報導多以數據為主。對難民本身初到德國的生活和融入情況，報導得少之又少。這使「難民」一詞始終停留在一個空洞的概念上，缺乏豐滿多元的形象。
其次，媒體對大規模外籍難民可能引發的文化衝突和融入困難極少觸及。而這恰恰是德國民眾最擔心的問題。
德國接受難民政策在國內引發爭議。
德國如何為100多萬難民創造工作崗位？難民可能對當地社會帶來哪些負面影響？如何保證他們在新國家遵守新的法律和社會規則？
以性侵案為契機，媒體本應在第一時間對以上問題展開公開討論和反思。
然而，「難民」二字彷彿房間裡的大象，碰得到，說不得。在警方確認肇事者之前，任何對難民的揣測和聯想，很容易被貼上「排外」「種族歧視」的標籤。
而這恰恰是德國人的痛點，所有人避之不及的詛咒。
當年納粹德國臭名昭著的排猶政策，致使六百萬猶太人慘遭殺害。二戰後德國從政府到民間都經過了深刻的反省，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從此成為德國人心中背負的十字架，70年來從未敢放下。以至於今天，任何疑似種族歧視的排外言論，都會被口誅筆伐。
作為公共輿論的製造者，德國媒體自然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
德國普通民眾對難民的議論很克制。
這種現象並不僅限於媒體。普通的德國民眾，對難民的議論也很克制。當和我的德國朋友談到難民性侵案時，他們常常欲言又止，謹慎小心:
「我當時一聽到這個新聞，就想到可能是難民肇事。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並不是說他們都是肇事者。難民之中也要分好壞，不可一概而論。」 30歲的克里斯在辦公室里和我談論此事時，先把門關上。
「我和同事聊到這事，都會確認四下無人。像我這樣金髮碧眼的典型德國人，一旦說出非議難民的話，很容易被人指責為種族主義。」33歲的安娜在法蘭克福一家中國火鍋店裡跟我說，話到最後，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如果說媒體對難民的避諱還出於「政治正確」，那麼德國普通民眾對此的審慎態度則更體現了德國人自二戰以來背負的沈重歷史包袱。可以說，對種族屠殺的反省，塑造了戰後德國幾代人的價值觀和負罪心態。這已經超越了政治正確的範疇，而成為德國人共同的心理標記。
難民性侵案，可能會成為德國人卸下包袱、正視現實的轉折點。畢竟，回避難民的負面影響，於解決問題於事無補。民眾對難民潮的思慮和質疑，並不會因此消散；相反，由於找不到公共討論的空間和消解的渠道，反而會愈演愈烈，轉而訴諸於徹底排外的極右勢力，促成極右的崛起。
德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放下歷史的包袱，公開討論外籍難民帶來的問題，是未來社會融合的關鍵。一個經歷了思想啓蒙、平均教育水平高、對二戰有著深刻反省的國家，應該相信自己的民眾有能力理性地、有建設性地面對難民問題。
和德國人的欲言又止比起來，德國的外國人對難民的態度就輕鬆了很多。45歲的荷蘭人伊麗莎白現居法蘭克福，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她年輕時曾在鹿特丹的難民營做過一年志願者，對難民的態度開放友善，但卻絲毫不避諱地說出自己的擔憂:「德國現在接受的難民太多了，社會承受不了，類似的事情還會發生。再這樣下去，我會考慮移民。」
（責編：歐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