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在2019元旦談話中，說這兩年經濟發展績效良好，稅收大幅超徵，要求行政院將這大筆「國家經濟紅利」，就以2018年超徵額的半數約300億元，「還稅於民」或「還利於民」，用來濟助弱勢族群，以落實「財稅正義」。
實則蔡英文這項「德政」措施，根本不是真正「財稅正義」體現，專家咸認，祇是為了2020大選爭取連任「大撒錢大買選票」詭計，找個「漂亮藉口」罷了。
這種一如過去兩年八個月之所為，用「掏空國庫、搶奪人民百姓私有財」方式，期冀圖利黨私黨人、替自我鞏固徒眾樁腳搶選票之繼續胡為亂作，豈可容忍？
哪來兩蔣治國時代乃有的「國家經濟紅利」？
以過往三年，臺灣經濟社會發展情勢與政府管理效能效率狀況，根本不可能有所謂「國家經濟紅利」的產生或出現。在七十多年臺灣經濟發展史上，祇有兩蔣治國的將近45年期間，整個國家社會都在戮力發展經濟產業、精進提升經濟社會生產力，且政府公共行政部門齊心戮力「嚴守國家財政秩序」「講求財政效能」「精進財政效率」情況之下，從蔣經國孫運璿及其以前任何一個內閣政權時代的「年年財政盈餘少者2,500億元，多者可達8,600億元歲計盈餘」且使整體國家財政「一直是公共負債比率從來不逾GDP之 1%」，直讓臺灣成為國際市場經濟社會中的傲人「財政穩健經濟體」。
也唯有兩蔣治國期間，在臺灣，才能真正看得到「正常健康的稅收超徵」狀況。
蔡英文竟公然把這兩年財政部並不突出的稅收超徵，喧嚷成為「國家經濟紅利」，與臺灣經濟社會頹退窘態對照，特別令人難堪。
難能再見的「基本面的實象型超徵」狀況
一個國家財政穩健運作有可能出現「稅收超徵」狀況，依一般正常國家經驗，應該都祇分別存在於兩種型態所產生：
第一種型態是「基本面的實象型超徵」。亦即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景氣繁榮樣態，完全超乎原本政府官方展望估計水準以上所致，也就是說因為整體經濟景氣太好，好到原本預訂的歲計租稅收入水準，大肆滿溢，足可以抵還歷年公共債務缺口而尚有餘裕之時，乃堪當稱這種稅收超徵確是國家經濟紅利；但一般正常國家都會將這種即使會有的「紅利」，留供彌補來年國家財政發生赤字缺口的「備償基金」，或供作新興開發建設基金，除了民粹主義過度膨脹國家，否則很少見得到有所謂「還稅於民」「還利於民」的論述說法與做法，因為稅收徵取成本與發回成本，幾乎是一樣的，根本不具任何良善經濟價值，根本造就不了什麼「國民福祉」，無所謂政治智慧可言。過去兩蔣時代，對於「稅收超徵」狀況之處置，例作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