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虧國王學院，讓他擺脫了伊曼紐爾。當劍橋的老師們認為，其水準已經超過了高中畢業考試的要求，不再需要參加高級程度考試時，他徑直走進校長辦公室，宣佈自己正式輟學。
那時候，應該已經是一個年輕人了，趕上了劍橋最後的精英時代。依然無比正式的晚餐上，穿著長袍的老先生們與他們身後牆上逐漸褪色的人物肖像悄然融為一體，「無須任何人明言，我們便感到了傳承的重任」。鋪床工所堅守的老規矩已然派不上用場，憑藉實力躋身于精英階層的60年代劍橋生們，在傳統與超越，繼承與改變間小心行走。
他們背負著精英的責任，這是一種階層的身份認同；作為劍橋精神的傳承者，英國及其文化卻並非朱特的故鄉，「當我想到或者說起英國人時，會本能地切換到第三人稱，而不與他們為伍」，可他對猶太人的看法——「難道我們之所以是猶太人，只因為希特勒曾煞費苦心剷除過我們的祖輩？如果我們不能超越這個認識，我們的子孫後代又有什麼理由要與我們同根」——恐怕也很難得到猶太人的認同。於是，他既不是英國人，也不是猶太人。
還有政治身份。這個在俄羅斯革命陰影中長大的猶太孩子，很小「就對馬克思主義文本和社會主義歷史略知皮毛」，因此足夠對新左派狂潮具有免疫力，並且「穩穩地留在了社會民主主義陣營裡」，但是，「作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又總是被與一息尚存的左派聯繫在一起。」
中年危機裡抹不去身份的困惑。朱特開始讀捷克語著作，讀哈威爾，並且開始寫他——作為荒誕戲劇作家，持異見人士，哲學家，被體制排除在外的知識份子，以及最高權力的掌握者，幾乎在右與左的極權主義下度過一生的哈威爾，一定也有著同樣的身份困惑與危機吧。
《記憶小屋》（台灣繁中版翻譯為：山屋憶往─一個歷史學家的臨終追想）是托尼·朱特的最後一本書，倒更像朱特著作的入門讀物。他那套最具聲望的《戰後歐洲史》厚厚兩大本（中信出版社再版後是4本），一直放在我的書架上，每每看到都心生敬畏，覺得需要花一大段的時間好好拜讀。相比之下，《記憶小屋》要隨和親切許多，170多頁輕型紙的書，拿起來立刻有一種愉悅的親近感。
我發現，對他人生活的好奇是最好的閱讀催化劑。一個被《時代週刊》評價為「一流的歷史學家、最老派的知識份子」，一個罹患癌症和「漸凍人症」的驕傲又敏感的歷史學者，他經歷著怎樣的人生？朱特很克制，他內斂冷靜而又充滿柔情地講述記憶的小屋，個人體驗的再次回顧中，時時處處滲透出對歷史的評述與思考。
一本可以再讀的書——合上書頁的時候，我想。朱特知道餘年無多，書的最後，他寫道：「我們無法選擇人生在何處啟程，卻可以選擇於何處結尾。我知道我的選擇：我要乘坐那輛小火車，無所謂終點，就這樣一直坐下去。」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刊騰訊大家網，授權轉載，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