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霖係日治時期首位台籍檢察官，曾因打算逮捕貪污奶粉的新竹市長郭紹宗而丟掉職務，於二二八事件時遭捕、遭施酷刑後棄屍淡水河，之後陳仙槎獨力撫養孩子長大，40年來無法說出傷痛，就連林宗正找上門也是不敢講。直到一次因緣際會下兩人搭上同一台飛機，林宗正說，那時他們一路從東京談到洛杉磯，陳仙槎哭了一整路，40年來的委屈說不盡。
「我罵她，說我不會怕，到那時我還能感受她心裡的驚惶痛苦……」林宗正如此感嘆當初拜訪被陳仙槎拒絕一事。而在陳永興看來，受難者家屬的共同傷痛確實難以抹去：
「二二八是台灣人心靈上最大的一個陰影，恐怖籠罩在台灣的上空，受難者受到的冤屈跟家屬的無助，是受害的人不敢講，做錯的人還在那二度傷害受害者，說他們是共產黨煽動、日本人煽動的無業遊民啊叛亂份子什麼的，這都是強加於他們身上不公平的罪名……」
當時行政院長：滿清入關屠殺漢人沒道歉，國民黨為何要對二二八道歉？
為了平復受難者家屬的傷痕，也為了讓台灣人知道自己的歷史，1987年2月13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正式於台大校友會館召開第一場記者會，其後又對政府提出公布歷史真相、平反冤屈、道歉賠償、制定二二八為國定假日、興建紀念館或紀念碑等訴求。
陳永興回憶，那時很多朋友聽到都說「不可能」，促進會的訴求不可能實現，「國民黨政府怎麼可能道歉賠償？」甚至1988年行政院長俞國華如此回應和平日行動：「滿清入關屠殺漢人都沒道歉，怎麼國民黨對二二八要道歉？」
對此陳永興感嘆：「我們就知統治者的心態，是用中國歷史理所當然、改朝換代就要屠殺的心態──他們怎麼可能道歉？」對於友人們的憂心，陳永興笑說他對統治者很有信心，他們確實不會道歉，但他訴求的是台灣社會──
「那些受難者都是最有良心的人，他們是要我們尊敬的，不是匪徒叛徒，這是我們要定義的，不是統治者定義，歷史解釋權在我們人民的手上，不該用統治者來寫這歷史！如果台灣人是這土地國家的主人，我們就有權利寫我自己的歷史、紀念前輩、自然也要能去安慰受難者家屬──這是我們自己就做得到的事情，不用寄望統治者。」
「我很有信心，大家都跟我說『不可能』，我想說怎麼不可能？台灣人想做，就有可能！」陳永興說。
於是第一波的21場活動就此展開，範圍遍及全台灣，每場演講幾乎都有4000～5000人到場甚至萬人，之後必定接著遊行，也會到受難者遭槍決之地上香。而陳永興說，那時還在戒嚴，還沒有《集會遊行法》，只要遊行就是非法，每場遊行都被鎮暴部隊包圍，宣傳車玻璃被打破、眼鏡被打破、遊行者當然也是被打得頭破血流，但帶頭的林宗正、鄭南榕、黃昭凱等仍是堅持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