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期間，日本政府更加擔憂曾經被清朝統治過的台灣人會「不忠」於日本，讓他們裡外受敵，更加嚴苛地取締一切「可能謀反」的行為。「基隆中學F-man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引爆。
過著天天被查水表的日子
在「簽名簿」事件被舉發的隔天，特別高等警察（相當於日治時期的警備總部）就到台籍同學家裡搜查，抓了所有參與餞別會的台籍同學，每個人被拘留的時間不盡相同，但最長的達整整一周。被放出來後並不代表結束。他們的升學履歷上被警察畫上了許多不利的紀錄，留下一生汙點，使他們沒辦法繼續升學，警察也常常到他們家「問候」，讓全家人生活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抓走的不安之中。
當時這類的告密、抓捕風氣非常盛行，日本政府對於台灣與中國在文化上的情感連結非常敏感，當時台灣人只要被發現有任何「心向中國」的舉動或「不利日本」的言論就會被抓。像是在二戰在快結束、日本已是強弩之末時，有人只是說了一句「日本要敗了」就引發警方大規模的搜捕，勢必要將這個人治罪。
而當警察要找你麻煩時，什麼罪名都能安在你身上，像是當時基隆中學就有學生的父親因為家裡有戲班用的大刀和舞獅頭，就被以「私藏武器謀反」的罪名抓去拷問，最後因身體不堪負荷而身亡。
毆打台灣人有什麼錯？國家會感謝我的！
事實上，那個時候在敏感的日本政府統治下的台灣人連「台灣」這個詞都是會被和諧掉的敏感詞彙，F-man更是直接戳中了日本政府的神經，即使根據很多年後採訪當時寫下「F-man萬歲！」的那位同學所說，他當時真的沒有任何多餘的心思，只是想表達做為台灣人好不容易進到了學校讀書、在不對等的教育環境下總算熬到畢業，終於可以鬆一口氣的喜悅。
然而，日本同學不這麼認為。同樣在多年後受訪的「告密者」，不認為當時他做的行動有什麼錯，「我們不是為了私怨才打人，是為了國家，打他們一點都不覺得內疚。」在被問到怎麼能確定有祕密結社時，他也言之鑿鑿地說，如果沒有（祕密結社）的話，不可能會出現那樣的簽名簿，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悔意。
對於參與或目睹事件日本人來說，F-man事件只是一個日常的笑話，當時毆打台籍同學也很十分常見，要想起來是哪一次還得費一番功夫；但對於同樣年紀卻受到國家追殺的台灣人來說，是個無法擺脫的噩夢，他們甚至不斷告訴自己「要學會遺忘，才能活下來」。而把簽名簿帶到學校的那位同學還一度拒絕任何訪問，在幾經溝通後才願意卸下心防，他說：「那件事讓我喪盡自尊，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F-man事件、光明報竟都在基隆中學
F-man事件因為年代久遠又無詳細記載，只能依靠當事人的隻字片語，勉強拼湊出事件的樣貌。1944年在台灣台南出生的日本作家田村志津枝，在半個世紀後聽聞這起駭人的事件，她開始走訪台日兩地還在世的相關人物，從這群老者口中探詢真相，由於年代久遠記憶不全、各方說也有所出入，她只能從相關人士的敘述中抽絲剝繭、配合斷簡殘編的史料反覆仔細核對查證，才揭開這起塵封50年的「基隆中學F-man事件」。
不過當年台灣學生在簽名簿留下的字句究竟是什麼意思？到底有沒有「祕密結社」及「謀反」？即使是經過作者詳細考察也無法有個定論，成了再也無法解開的羅生門。
巧合的是，這件事跟網友推測的《返校》原型「光明報事件」，都是發生在基隆中學，短短不到十年就發生了2起學生被警察抓走的事件。當然，在威權統治下，這類強制安上莫名其妙的罪名而被捕的事件罄竹難書，有留下紀錄的都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只能說自由得來不易，應當珍惜。
＊本文部分內容取材自玉山社《台灣人和日本人：基隆中學F-man事件》（已絕版），相關人物皆為化名。
責任編輯／潘渝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