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一般的孩子，我的女兒凱蒂在她成長的過程中，對於性傾向與歧視的本質有著更多的認識。因為在八〇年代末期，我的太太──海倫．庫克瑟（Helen Cooksey）──和我，正走在同性戀夫妻養育兒女運動的最前線。
我們已經可以料想，女兒將來會遇到多少人對她指指點點，只因為她有兩個母親──海倫和我深感必須為她做好心理準備。我們要確定凱蒂明白，我們家一切都很好、很正常，如果其他人有任何意見，那是他們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只能替他們覺得可惜。
當凱蒂還小的時候，我們就跟她討論各種各樣的「歧視」問題，不只是對於男女同志的歧視，或是恐怖的德國納粹，我們同時也告訴她許多深具勇氣的美國人民如何推動民權運動與爭取女性投票權。我們將這些訊息清楚地傳達給她。
在凱蒂上學幾年後，我問她，如果有人問為什麼她有兩個媽媽，她會怎麼回答。她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我會告訴他們，因為我的兩個媽媽愛上了彼此」。就在我內心滿溢著感動時，她又繼續說，「如果他們想要更多資訊，我會請我的朋友愛莉森過來。她是個很會解釋的人。」
海倫和我很榮幸能成為同志養育子女的先行者。1988年，我生下凱蒂，精子由海倫的表弟捐獻。海倫和我都是外科醫生，在這個領域裡是佼佼者。我們對外毫不避諱我們的關係與生活。在當時，同志夫妻有小孩這件事還是前所未聞。
凱蒂出生後，在我們的專業與社交圈內，有些人對我們另眼相看，有些人竊竊私語地談論著父親是誰。不過我們歡欣鼓舞地邁入新手父母的生活，舉辦所有該舉辦的慶祝活動，包括在家裡舉行一個大型的洗禮儀式。參加這個儀式的朋友和同事發現，我們並不是他們想像中的異類。我們就像世上任何一對夫妻一般，喜悅地迎接這珍貴的小生命。
當凱蒂開始會走路之後，在一次墨西哥家庭之旅中，我們意識到確保海倫擁有「完整親權」這件事的重要性。在北卡羅萊納羅利市（Raleigh, North Carolina）的機場裡，一個地勤人員攔住我們，要求我們出示凱蒂父親准許她出境的同意書。那時我們才驚覺，萬一凱蒂或是我發生了任何事，海倫根本沒辦法享有任何親權。
於是我們開始想辦法讓海倫收養凱蒂，但這需要透過法律程序。我們贏了第一回合，但法官立刻將該結果送到上訴法院。這件事開啟了一連串對於我們私生活的漫長調查：社會工作者與心理學家評估我們是否適合擔任「父母」的角色，而律師和社會運動者則幫我們開始思考對策。
1993年，凱蒂五歲時，麻薩諸塞州最高司法法院以四比三的票數判定我們勝訴。這項消息成為全國各報的頭條，更重要的是，我們締造了全國都可適用的法律先例。在我們贏得官司的幾年後，仍經常收到領養孩子的同志父母們寄送來的致謝花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