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科學家向我展示的源解析結果，可以回答「霧霾從哪兒來」。我國的空氣污染60%以上來自煤和油的燃燒，霧霾問題很大程度上是能源問題。中國煤炭消費量在2013年就超過了全世界其他國家用煤量的總和。車的增速也是歷史罕見。作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不得不同時面對數量和質量要求這兩大挑戰。通過調研，我發現我國燃煤和燃油大概存在「消耗量大」、「相對低質」、「前端缺少清潔」、「末端排放缺乏控制」四大問題。我也嘗試揭示這幾大問題背後的管理與執法困境。
「我們怎麼辦」是有路可尋的。從英美的治理經驗可以看到，發生過「大煙霧事件」的倫敦當時的污染比當下中國更嚴重，但在治理污染的前20年，污染物下降了80%。發生過嚴重「光化學煙霧」事件的洛杉磯，車輛比上世紀七十年代增加了3倍，但排放低了75%。就像解振華主任所說，人類的教訓和經驗放在那裡，證明污染可以解決，而且不必那麼久，中國已經承諾2030年左右碳排放到峰值，碳排放與霧霾同源，有協同減排效應，這個峰值的倒逼，意味著未來只能向綠色、低碳、循環經濟的方向去，不走唯GDP道路，整個國家的治理體系、能源戰略、產業結構都會隨之改變，會對普通人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未來的創造者是抓住先機的人。
記者：你以前也做過很多污染報導，並且被評為環保部2007年度「綠色中國年度人物」，這次與你以往報導有何不同？
柴靜：這些年我做過的一些污染報導，但都是就事論事，停留在監督某些排污企業和地方政府GDP衝動上，我自己也停留在一種「要發展還是要環保？」的簡單思維方式上。
這次拉開時空，對過去的問題再回訪，再思考這些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產業現狀，看到它們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我感覺環保與經濟發展並無衝突。大氣污染並不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恰恰需要更充分的市場化改革才能解決這一問題。環保不是負擔，而是創新的來源，可以促進競爭，產生就業，拉動經濟。國際治理污染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第一，政府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力量。第二，政府不可或缺，必須通過制訂政策，嚴格執法，來保證市場競爭的公正公平，優勝劣汰。這兩點都與我國當前改革的方向一致。
記者：那你覺得普通人應該怎麼做？
柴靜：我自己並不想鼓動號召他人必須做什麼、應該怎麼做，那有一種強迫性。小時候有一次，我把肥皂水倒在了樹根上，我奶奶沒說什麼，只是拿小鏟子把肥皂水剷起來，埋在了別處—人去做什麼，是因為心底有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