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助理代表國會議員處理從法案起草、選民服務、法案溝通協調等工作，他們也掌握了無比珍貴的內部消息，例如誰想要什麼、誰與誰有利害衝突、什麼時候會推什麼案子。說客則可能代表某個職業工會、受害者團體、特定企業等，來遊說國會議員推動有利於他們的法案，當中也有些人來自智庫，便是要想辦法爭取獲得研究案的機會。
議員或者說客兩方勢力都非常需要媒體的曝光，於是與記者打好關係便相當重要。然而，記者同時極為需要這些來自國會議員與說客內部消息來完成他們的工作。這樣的三角共生關係便形成了。
終究是各有所圖，這樣的合作關係未必總是源於善意，在《紙牌屋》的劇情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記者Zoe Barn主動接觸Underwood，希望透過內部消息來獲得職涯發展，另一方面Underwood也利用Zoe來釋放消息打擊政敵。Remy作為說客，則是利用投資Underwood太太Clare所經營的NGO，試圖借此增加他和Underwood談判的籌碼。
這些為了生存與職涯發展的人們，就在這樣的互動、利益交換、競合關係中，決定了攸關大眾利益的事情。你可能會覺得悲觀失望、不如理想。
然而，一如Underwood在協調教育法案時說得一樣，無論他個人動機如何、手段如何，他在讓事情發生（Make thIngs happen）。教育法案的推出，一方面希望能改善對中小學教師的評鑑與淘汰機制，借此改善國民教育，但教師公會也希望照顧到教師的工作保障。一樣高舉著公眾利益的大旗，不同的團體會有很不一樣的認知。必須要有足夠的退讓妥協，才能讓法案順利通過。
高度堅持己見的人雖然可以宣稱是為了理想而堅持，但若無法體會社會中本就存在不同的利益觀點，那麼就無法在獲得較多人支持的情況下，達到雖非最好，但已有進步的結果。
但我絕非鼓勵大家就逆來順受，在體制內有體制內的妥協交換，在體制外則必須累積能量來施加體制內的壓力，改變體制內妥協交換時的談判籌碼。這就是為什麼劇中的教育工會說客，在發現法案嚴重影響其客戶利益時，不惜發動示威或罷工。
議案表決與黨鞭
如果從前面的描述，大家可以體會，國會有這麼多的議員（美國眾議院435席，參議院100席），每個議員都有自己選區的壓力，有各種利益需要滿足，議員無法自己實現想要推動的法案，除非與其他議員聯合，交換彼此的支持。於是就這樣，黨團與黨鞭的制度出現。
場景是Underwood的辦公室，他與他的辦公室主任Doug正在一塊白板前沙盤推演，估算各議員投票意向，來判斷讓法案過關還需要多少票數。為了爭取眾議院的非裔議員連線支持，他們正想破腦袋，要用什麼交換給非裔連線主席，來贏得整個連線的票數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