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以一介女身，將青春奉獻給國家工作，而且不至於毀損自己天性，之後擁有圓滿家庭，順利過完一輩子的河原操子相較，川島芳子的傷痛便更為清楚明顯。
河原操子從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先回故鄉長野縣立女學校任職，因為想要一償平日宿志，之後又離開橫濱的大同學校教職，渡海前往上海的務本女子學堂擔任教師。接著更為了擔任內蒙古喀喇沁王府教師，單身從北京啟程前往喀喇沁。她在《蒙古土產》一書中如此寫道：「喀喇沁在何方？在北京的東北。途中需要歷經九天的旅程。途中除了風景千篇一律外，什麼事情都沒告知，不僅沒告知，我自己也全然不了解狀況。」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日俄之間風雲詭譎，她除了表面擔任喀喇沁王府日本人教師，也得負責探查蒙古境內俄羅斯勢力的動態，此外，為了方便橫川省三、沖禎介的偵查行動，她也被委託負責國策上暗中執行的機密業務。喀喇沁王府內大多數人都屬於親俄派，完全不知何時會遭遇何種危難，因此河原一直以來，都是短刀與護身用手槍絕不離身的狀態。
一位正值二十幾歲的女性，擁有什麼樣的動機，懷抱何種的宿志，才會想渡海前往大陸呢？她落落大方，極其自然地寫道：「在厚冰之下暫時被閉鎖的宿志，也就是投身清國女子教育的希望，在暖春陽光的沐浴下，又如草木般復甦萌芽了。」一位如此年輕的女性，卻能如此自然地下了這個決心，這應該就是河原操子的人格，也是那個時代的心聲。那是一個石光真清所謂的「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未來被緊緊繫在一起的時代」（《望鄉之歌》）。那個時代的心情，在日俄戰爭之後便失去了。
保田與重郎在昭和一○年代中期，於改版的《日本之橋》上發表了一篇〈河原操子〉。他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在於追思已經失去的遙遠文化情操，以及抗議昭和戰間時期的國策言論。「古代封建之世，與其教導女子意識形態的表現方法，更著重於努力創作文化的母體基礎，其結果，便是在這個新日本的動亂期，藉由一位日本少女之手，讓國家出現在整個世界舞台上。女人講道理、宣傳思想時不需靠嘴吧。女史們不論是在和平還是戰爭時期，她們展現出來最高明的人類行為之一，就是不依賴人工性的理論，她們依照的理論，是最自然的，發自內心的愛的教誨。小生今日為了想要批判當下非常時期型、國策型的女丈夫諸君，指責她們非日本的一面，因此文章中不厭其詳地討論了有關河原女史的事蹟。」
回過頭來思考川島芳子時，如作者上坂氏所介紹的那般，有第三者批評說，考察芳子既帶傷痛又充滿華麗的行為軌跡後，發覺她缺乏任何明確的思想體系，但正因為如此，這也暗示著她扭曲心理下的愛，而這種愛正是造成她奔放行為的原因。當她的心情表現在行為上時，便屢屢加強了她想由高崖上一躍而下的決心。剪斷頭髮、改穿男裝，就是最初的行為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