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研究中隱含更重要的啓示是電影審查制度如何透視統治權力何以扭曲政治和文化生態，又如何把弄以至漠視民意。作者念兹在兹的是作為商業化和歷史上不受黨國控制的香港電影，又如何自處於殖民權力的監察機制下，委曲於大國的政治角力下，衍生出自身本土電影的策略，發出頡抗的聲音。而電影以至廣義的通俗和流行文化，其處處冒犯统治權力的禁忌，及其間的長期而持久的角力，自古至今，中外皆然，不會因為冷戰結束而終止，這是本書更大的弦外之音，和讀者在閱畢本書後引申出更大的期待和探討精神。
本書的幾篇章節，可分作前後兩部分。前半部討論1940至1970期間的許多電影審查個案，以至港英政府跟倫敦的英國同僚及新加坡殖民地官員的錯綜複雜的書信交往，為讀者勾勒出比較清晰的圖像，去瞭解他們如何適應當時的處境，制訂適時的政策，目的是維持香港政治「中立」(neutrality) 的立場，絕不許政治糾紛有損香港的經濟環境。英國人這種 「因時制宜」的政治外交手腕 (political expediency)，堪稱獨步，也令讀者多明白香港過去的殖民地特質 (coloniality) ，確有其獨特之處。港英政府由早前50年代嚴禁中共電影在港放映，演變至後來在60年代末對台灣以至好莱塢的反共題材處處提防，處處顯露英國人的靈活政治管理哲學。其中作者詳細翻閱港督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 的材料，其在位時 (1947–1957) 强烈的恐共及反共立場也確實影響港英政府的立場和1950年代初的殖民政策。檔案資料又顯示在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期間，香港一家戲院播放一套有關毛主席的革命電影時，劇院門堪羅雀，令其中在監視的英國官員大大放心，以後可以不用太禁制有關的電影，以免激怒左派激進分子。作者的研究在在顯出檔案的力量，為我們重繪過往歷史的真像。
作者在本書的後半部分篇章，討論1960年代後半葉開始至1970年代，港英政府從電影的政治審查轉向道德審查，其時冷戰的氣氛在香港逐漸消褪，在外圍政治形勢不太那麼吃緊的時候，港英政府顯得更關注本土需求，更須留意外國電影以至部分香港電影 (例如邵氏公司) 的電影内容，尤其當電影涉及暴力與色情的電影情節，亦即是說，電影審查的實施由戰後的冷戰國際政治和對外關係所主導，逐漸邁向1970年代政府開始重視本土的民意反應和要求。這一方面，1967在香港發生的文革式暴動事件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直至1967年底一連串騷動事件告一段落，社會民生逐漸回復軌道，政府才意覺有必要在香港攪好民生，減低貧富懸殊産生的戾氣，才可增强殖民地政府的認受性，因而1971年港督麥理浩 (Murray MacLehose) 上任以後，得以落實一系列的社會經濟措施，開始要認真回應社會訴求，而書中記述1970年代政府進行了民意調查，研究民意是否贊成實行電影分級制，使審查制度更透明，而分級制度更能適合不同年齡階層的觀赏尺度，從而可使電影製作更趨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