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紀初電影發明以後，瞬即成為全球最普及的大眾娛樂和最賣錢的文化工業，而在現代社會聲光化電催生下的電影「奇觀」(spectacle) 和引人入勝的「大眾故事模式」(public storytelling)，一直成為政府「文化管理 」(cultural governance) 與監控 (surveillance) 的對象，尤其當其牽涉意識形態宣傳部分，當政者往往以行使審查機制，對電影進行查禁或修改(刪剪) ，以免損害執政者的政治利益或｢歪離國家和民族大義｣。蓋文學藝術作品既然屬於文化意識形態範疇，當其一旦與官方意識形産生衝突，便會受到政府横加約束。
中國自古以来，歷朝地方政府便對戲曲演出施行查禁措施，甚或銷毀戲曲小說文本，原因大多是其有違儒家倫理，或視為邪説異端，或傷風敗俗，有悖倫常。政府通過行政法令來制約違禁書籍文本的流通和閱讀，使其消失於歷史記憶中，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文化手段，從來是當政者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 的具體表現方式之一，在中國歷朝，從無間斷。1930年代民國期間，國民黨文宣部門開始厲行電影審查措施，仗賴儒教的傳统精神，舉科學的大旗來掃除「封建」和迷信，以「新生活運動」為名，行黨國專政之實。1949年後新中國共產黨建政，對文化和電影監控無異於前人；民國和新中國儘管其文化及政治語境不同，但其電影政治和文化制約態度其實遙相呼應，就是對具有廣泛大眾影響力的電影，國家肩負使其淨化道德和政治的任務，也呼應儒學的道德理，電影故事也須要兼顧文以載道的精神。
由此古今嬗變的角度審視下，李淑敏《冷戰光影: 地緣政治下的香港電影審查史(1945-1978)》一書對英殖年代港英政府如何行駛港對香港電影的審查，別具研究意義，並為對華語電影文化圈中，中、台、港，以至東南亞社會的有關研究，補上重要的一章，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基石。作者對香港從1940至1970年代的港英政府的電影審查政策，細緻地爬梳，反覆比較，論證和分析，並訪尋香港、倫敦和新加坡的檔案資料館，孜孜不懈，並非單單為了瞭解殖民地的文化政策，因為作者認為，這不過是一般政治歷史學者以自上以下的角度去分析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那不足以為讀者提供透徹的圖像，以明瞭電影審查對電影生産、傳播、以至大眾接收這個複雜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必先放置在宏觀的冷戰歷史和國際社會脈落之中，和更廣義的文化史源流裡，才可得窺部分的真章。因此，本書的貢獻不止於從檔案史的研究中，縷述冷戰期間的香港歷史與電影文化的曲折細節，或者是在中、美、蘇大國角力下，香港如何成為亞洲的一個重要的「冷戰小
戰場」(minor Cold War front)，亦即政治學者所稱香港為「東方的柏林」(Berlin of the East) ，而更實在是殖民地成為國共鬥争的另一場域，以電影和文宣取待攻城武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