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運期間，黃燕茹和糾察組頗受爭議的另一件事就是「放行」王奕凱進入議場挑戰決策團隊做的退場決議。黃燕茹因為這件事被許多參與者認為是「防守失敗」，但她認為她將運動的形象與成敗置於人際交情之上，退場決策不能被認為是「不受挑戰」的。當王奕凱進入議場時，她就已經知道他要做什麼，但是黃燕茹的信仰是參與運動者的預設都是為了好的良知而參與，以運動為優先，她才做了放行的決策。「糾察組在整場運動比較多其實是在協調與判斷，不是在糾察和攔阻」她說道。
作為一個糾察組組長，黃燕茹或許是一位不稱職的「社運糾察」，但她對於這場運動的理念及認知也不容被忽略，糾察作為存在就有爭議的一個社運功能分組，黃燕茹扮演這個角色，確實展現出了別樹一幟的組織方式與風格。對她這樣一個認為「決策圈的界線還是要設立，不能永無止盡的開放」的運動組織者，黃燕茹卻展現了突破議場「內與外」討論框架的觀點視角，或許在社運中民主決策與決策機制檢討的持續論辯中，她的意見與經驗能給出不一樣的一點聲音。
女性在強調「陽剛展演」社運中的困境與突破
此外，作為社運中的女性，在學運期間黃燕茹也觀察到某些「社運女性」的困境，舉凡在學運中，在抽菸、喝酒場合來做決策的習慣，可能會讓普遍沒有吸菸、飲酒習慣的女性遭到隱性排除；或是女性普遍在衝組中被隱身，具有進步主義思維的學運，還是有傳統性別劃分的問題。她認為「冥冥之中妳會感受到聲音要放大才會被聽到」，也因此她反對透過抽菸、喝酒場來決定事情的常態。她也分享了一個學運中的小插曲，有位知名的NGO女性領袖偷偷和她說：「幸好有你，不然糾察組長都是男的」。這也讓黃燕茹覺得以性別的觀點出發，自己在學運中的存在意義比較像某種指標。
黃燕茹覺得，在台灣的社運發展中，工運和獨派運動中女性遭到邊緣化的程度最高，原因是這些社會運動組織或場合中的權力集中程度也相對高，可能也有較多「陽剛、激烈衝突」的展演。但是她也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諸如女性空服員罷工等事件的引入，女性在社運圈的地位也有所改善。
性別議題究竟如何在社運激烈且充滿張力的場合中被彰顯、女性在社運中如何「成為一位合格的參與者」？黃燕茹認為，社運中的女性有一個特點在於「撐得很久」。她以自身經驗指出，女性的憤怒會持續更長，有些男性則是在發現場內沒有人在乎自己，就會離開，而女性較不會有這種狀況。黃燕茹也對於「迷妹」（按：指因為欣賞或迷戀特定社運人士而開始關注或參與社會運動的女性）的發展前途很看好，尤其在看到偶像破滅，就會萌生出「算了我自己來處理」的想法；她指出，因此在議場內待到最後、或待較久的人而言，女性佔了較多數。或許這也是在社運參與者中，作為女性的優勢與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