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三一八學運立法院建築內外隔閡：不只是圍牆
五年前3月18日那晚，魏揚與學生和群眾一同衝入立法院，但不久後卻離開了議場，面對外界不斷討論「立法院建築結構造成內外溝通隔閡與運動領導中心化」的想法，魏揚有不同的見解。
「我覺得建築結構都是次要的問題，今天你佔領了一個房間空間，不代表你不能跟外界互動，需要去看空間象徵的意義是什麼」，魏揚認為立法院本身有「作為人民意志的最高展現」的空間象徵意義，雖然原本大家都說要解放空間且有人民的地方就是立法院，但攻進去了後，眾人延續了那個空間的邏輯與象徵意義，讓議場還是至高無上的象徵，使外面的群眾變成在「守護」議場。
魏揚更補充說，「我覺得那個空間不只是圍牆和硬體，而是當我們覺得攻下立法院是很難做到的事時，也藉此塑造了議場的崇高性」，但議場內又無法即時理解議場外的狀況與群眾的焦慮，媒體和大眾又將目光投注在議場內的空間，使運動者必須去強化這個空間的重要性、神聖性，如此一來就讓這個運動存在矛盾。
魏揚認為當時無論是長期抗戰，或階段性運動的都應該內外打通，並將決策核心移到立法院的廣場，否則現場群眾就是懸在那裏而感到焦慮。但當時人們太注重議場的形象，認為貿然有擴大佔領的行動，會讓警察順勢把群眾清走，因而有維持現狀的決定。
除此之外，魏揚認為「組織互動的方式，比空間的區分，更是當時溝通隔閡的關鍵」，魏揚提到，318學運以前抗爭的規模較小，大多是一兩個團體事前已經知道有哪些夥伴，決策機制事前也清楚，這場若是農陣主導，就是由他們做決策，其他去的人就是幫助的角色，有個相對明確且行之有年動員的模式。
但回憶3月18日當晚，魏揚說，大家一開始攻進立法院，從來沒有想到會佔領，但攻進去後人數跟規模迅速地膨脹，既有的決策模式要做相對應的調整，因此除納入更多領頭的組織外，素人也進到議場來參與運作。當時決策時間短，且歷經劇烈的重組，既有人際的擴大，也有人跟人之間的不合，組織跟組織間的不合，318前原本一起在街頭互動的人，覺得這個運動突然有很多生面孔進來，素人參與卻成為決策，這樣的組織變動，魏揚認為也是造成溝通隔閡的關鍵。
談323行政院事件：不可忽視立院與政院的空間差異
許多人對於魏揚的印象，是323行政院事件的總指揮，甚至當時媒體都稱他為「首謀」，但魏揚很明白的說道，「做決策的時候我並不在，後來才知道要到行政院」，魏揚提到，323佔領行政院有很長的討論脈絡，包含是否要打通立法院議場內外，並把警察全然排除出去，以降低現場群眾很消耗的感覺與焦慮，讓群眾不再只是「守護」議場內的人，也因此當時有號召群眾去國民黨部前抗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