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飛帆，從2008年踏上野草莓學運，在成大成立異議性社團，從臺南串連起公共議題參與者；一路到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反對中資財團控制媒體，戰場轉移到作為「首都」的臺北街頭。
2014年3月18日，臺灣媒體的鎂光燈突然集中到這位軍綠色外套的年輕人，站在中華民國最高立法機關的議場，經歷了585小時的佔領立法院，喚起臺灣社會關注國會議事，對抗黑箱「服貿」與馬英九政府不斷朝中國靠攏的經濟政策。
這場中華民國史上首遭的國會佔領抗爭運動，亦是1990年代臺灣民主化後強度最大的公民不服從抗爭佔領行動。行動退場後，抗爭者從濟南路側門離開立院，繼續呼喊著「捍衛民主」、「遍地開花」。時代力量、社會民主黨等小黨紛紛成立，民主進步黨也在2014年地方選舉與2016年總統大選獲得空前的勝利，「國民黨不倒，臺灣不會好」一度成為琅琅上口的口號，臺灣本土意識與進步價值成為執政者的主要政策與論述。
太陽花學運過後五年，2019年的今日，本土價值重新面臨「兵臨城下」的窘境。2018年底地方選舉，民主進步黨幾乎全軍覆沒，中國國民黨成功「翻轉」九縣市，共拿下15席縣市長，同志婚姻、性別平等教育、東京奧運正名公投等「進步價值」公投議題，也幾乎由保守勢力反撲式滅頂，傳統綠營票倉的高雄市也以「韓流」席捲全國，挾著選民對進步改革的失望，強勢逆轉太陽花後的「太陽花」、「天然獨」世代政治論述。
讓人不禁好奇，這劇烈變化的五年之間，太陽花世代去了哪裡？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現在回頭望，318的「出關播種」，是否還在臺灣社會萌芽成長？臺灣的本土價值支持者，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回到那年的「人民議會」：闖進國會建築的他們，經歷了什麼？
談到那年的議場佔領，參與群眾的權力關係，是永遠都沒有標準答案，卻也是所有群眾運動都必須面對的議題。議場佔領以「人民」為主體，但卻仍然必須面臨運動中群眾組織的權力關係。
這整段學運的過程，很大一部分是仰賴過去社運人際網絡的連結。林飛帆提到：「一開始這個運動並沒有選出誰做為代表，純然是過去好幾年的運動之中，運動圈內普遍認識，或大家都知道我們，也因此，媒體上形象可能呈現起來比較鮮明。318偶然的因素是我們進去議場的第一個晚上，那時候警察攻堅，我們排了一串名單——如果到時候誰被抓，誰就要替補，因為得有個人主持議場。
現在回頭看，當然，最後的情境是我們守下來了。我跟陳為廷變成要拿麥克風的人。我印象很深刻，第二天我想把麥克風交出去的時候，整整兩天都沒睡，但我後面的人都回去睡覺了，麥克風交不出去。一直到第三天，我才正式走出議場。這段剛開始定調學運的過程，我們成為主要跟媒體講話的代表，然而，實際上這個運動背後有一大票的人，在這過程中是比較不被看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