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市長在美國提到新興產業『Uber及Airbnb找不到人到立法院遊說』一說，應該再明確細分，畢竟從現行的法律與狀況來說，並非這麼簡單一句話就能描述法律及產業的困境，在台灣進行合法遊說不是不可能，而席捲全球的新創產業在與當地法律與產業造成衝突時，要達到合法的基礎上，公平競爭要從哪裡切入？
從產業上來說，不只是『對或不對』的問題。產業上確實是創新的突破，但也會面臨到現行法律上與實務上修法及利益衝突，像是計程車司機的反彈，當然在法律層面上合法卻帶來更多成本，是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想達到合法目的基礎上，如何降低合法成本，才是開放公平競爭的選項。
現行計程車司機需要面臨的成本我分為三類，入行成本，像是審查，考試，講習等等；經營成本則是營業後收入的繳稅，分為營業稅或是藉由車行平收入去抵扣個人綜所稅; 再來就是法律成本，計程車司機在法律上被賦予更重的責任，包含連帶責任及因業務過失的加重罪行。
而遊說這件事，之前看過的電影『攻敵必救』，就是以遊說團體辯論槍枝議題的過程，更可以了解美國遊說的運作。1946年美國第一次制定聯邦遊說管理法，這也是首次從法律上落實針對遊說者與國會議員接觸的管理。台灣是在2008年繼美國，加拿大後制定了『遊說法』專法，開宗明義就是要讓遊說公開透明，所以新創產業其實也不用擔心，可以依法組成遊說人，向立法委員遊說修法，更重要的是民意代表更應該自主落實遊說的填報，我查了立法院及台北市議會的填報，其實可以有更多進步的空間，市議會從98－104僅5件，立法院則是以遊說全體委員為大宗，當然這也要有民眾的重視，民意代表才會當一回事。
＊作者為前台北市觀傳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