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籍高雄市長韓國瑜近日出訪香港、澳門、深圳與廈門，在兩岸四地引起了廣大的注目。在香港，去年年底台灣九合一大選一役早已經讓一般民眾對「韓流」絕不陌生；選後也有不少傳媒抵台對韓國瑜進行各類專訪，整體而言不僅為香港民眾進一步認識台灣有所幫助，在香港的政治與傳媒環境之下韓國瑜普遍被塑造成一個沒有官僚氣息、正面的、非典型的國民黨政治人物。
過去一年以來，受制於兩岸關係的低迷，台港關係也呈現「異常」的狀態。自2018年7月中至今，台灣駐港代表盧長水仍未取得工作簽證 (顯然是受到北京國台辦的阻擾)，已經延宕多時；特區政府駐台的經貿辦主任也懸空未決。因此，從台港關係的角度而言，韓國瑜的訪港有其重要性。當然，特區政府的對台事務直接受北京 (及其在港的代表中聯辦) 所指導，一貫是區分藍綠陣營，對前者友善與統戰，對後者打壓與排斥。我們不應該期望韓國瑜的訪港會在短時間扭轉台港關係的走向。
在韓國瑜短時間訪港(僅一日)的行程安排中，其象徵性大過其實質意義。在政治上，經由中聯辦的協調，特首林鄭月娥出面宴請了韓國瑜，這是對於韓作為藍營新興重要政治人物的接觸與肯定；在經濟上，由親建制商會與財團的協助下韓國瑜得以公開地介紹高雄市的經貿狀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及多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更應邀出席。可以說特區政府在北京的指令與准許之下給足了韓國瑜應有的面子與尊重，然而對於香港的市政建設以及社會民情民意的實質接觸，恐怕既不在韓國瑜的規畫之內短時間也無力做到。目前香港的稻米主要來自泰國，家禽肉類與主要食水蔬果供應則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台灣的農產品與水果在港銷售一般口碑不錯惟價格偏高，客觀而言若能加強台灣南部農產品出口香港自是對雙方都有利的安排。韓國瑜將會利用去年年底甫通車的港珠澳大橋前往澳門，此舉頗有政治意味，也將韓國瑜與近年在香港最火熱的「大灣區」概念連結在一起。
2015年，北京宣布要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打造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大灣區」的發展規劃，很快地「大灣區」上升到國家規劃的高度。概要而言，北京希望協調發展廣東省的九個城市連同香港與澳門兩個特區 (9加2)，仿效世界上其他著名的大灣區城市群規劃，如東京-橫濱、紐約、舊金山灣區等，利用目前人口達7000萬，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國民生產總值1.4萬億美元等條件，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習近平更宣示要將「大灣區」建設作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另一機遇，希望能夠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與中國的「矽谷」。面對這個「一國、兩制、三關稅區」的龐大構想與挑戰，初期在香港並不受人重視，甚至至今仍為社會大眾所廣泛質疑，當深圳與鄰近城市已經出台相關政策與規劃呼應「大灣區」建設，特區政府是比較謹慎與落後的，這與其在經濟活動中長期扮演較為被動與保守的角色有關。然而香港商界與財團基於與中國經濟的密切聯繫，在經濟上企圖掌握可能的機遇，也在政治上表態支持 (如同昔日響應江澤民政府時期的「西部大開發」)，紛紛以前進「大灣區」為號召，成為香港股市中的重要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