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2018年5月的調查顯示，儘管有近七成的受訪者有聽過「大灣區規劃」，但是近六成(56.2%)受訪者表示港人在大灣區僅有很少或完全沒有優勢；僅有三分之一(33.2%)的受訪者同意相關規畫可以發揮城市群的競爭優勢；四成半受訪者認為對香港經濟帶來好壞參半的影響；同樣地，較多數市民認為打造一小時城市生活圈是不可行的；更有近六成半受訪者過去一年根本沒有去過大灣區中的城市。顯而易見的，「大灣區」在香港是一個「官方熱，民間冷」的政治經濟概念，這與香港民眾對在中國大陸工作與生活的環境仍抱持不信任與排斥有關，根據官方的統計，赴中國工作的香港民眾年齡偏高，且主要集中在管理與專業階層，近年來在人數上也不斷減少，多數年輕人可以說是既缺乏主觀意願也沒有客觀條件吸引他們北上發展。
事實上，面對中港兩地經濟整合的大潮，特區政府幾無例外的只能全力配合，具體可見的就是愈來愈多大型跨境基礎工程的開展(例如上述的港珠澳大橋與廣深港高鐵)，以及人員、貨物、服務與金融的互通，然而在輕忽社會影響的情況之下，造成中港關係的矛盾進一步惡化與衝突，甚至激化了本土主義與港獨的發展。對此經濟機遇與挑戰，香港社會一般而言可以分為兩派立場，一為「背靠祖國」派，視大灣區為香港經濟轉型與發展的關鍵乃至最後機會；一為「經濟自主」派，希望減少對中國經濟的各類依賴，強化本土經濟與發展，擔心在製造業北上所造成的產業空洞化後，「大灣區」將進一步造成香港專業服務業的流失，以及兩地邊界的模糊化。當然也有悲觀論者認為「背靠祖國」不切實際，而香港也早已錯失了經濟轉型的機遇。持平而論，北京並沒有低估「大灣區」規劃中的困難與挑戰，在今年2月中所公布長達56頁2.7萬字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詳述了這些問題。然而目前「大灣區」仍是個口號多過實際的概念，我們仍需要時間去評估其影響與效益。
韓國瑜一早表明他此行乃是以經濟為主，少談政治。然而眾所皆知，儘管至今他都宣稱沒有考量參選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正是因為他潛在的（甚至可能是被過度包裝與高估的）政治能量，他才可以在低迷的兩岸關係中到訪港澳與深圳廈門等地。即使回歸經濟議題，支持「九二共識」希望利用中國崛起的機遇賺大錢的他，在途經港珠澳大橋時望著遠方的大海也應該靜心思考香港的例子，當多數香港人都認為整合進大灣區沒有優勢的時候，他心中的競爭優勢又在哪裡？又將付出甚麼代價？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