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曾於不同國家（德、韓）經歷不同博士研究訓練、涉及跨學科研究領域，因此而深覺，無論在哪個國家，思辨性與批評性思維都是知識界（特別是人文社科領域）必不可缺的一項研究利器與做學問的基本準則。回想本人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撰寫文學批評哲學博士論文期間，導師屈漢斯 (Hans Kühner) 劃定了一條不可違背的堅定底線，即「缺乏批評性思維的文章是一文不值的垃圾」。為了堅固此種批評性傳統，在學術訓練過程中，即使來自中國的原始材料也要求首先在德文文獻中查找出處，因為德文文獻的引用過程已經形成第一次批判。而在本人引用採納時，需同時進行第二次批評思辨，以檢驗本人作為學者是否具備合格的思辨能力。並且，在我的記憶中，導師及各位指導、評審教授們對直接批評中國與否似乎並不那麼敏感，其最為敏感的是身處德國的我對德國權威意見的思辨與批評是否足以深刻到位。正因如此，長期浸淫于批評性思維的各國學者們恐怕難以想像，緣何許章潤教授竟會因其批評性思維而遭受「專案組」調查待遇，而這不過是其作為一位法學者的本分。馬克思韋伯在其著作《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Wissenschaft als Beruf) 中指出，有關權力與信仰的去魅化立場 (Entzauberung der Welt) 正是現代性特徵之一；而其作為日益增長的智力化與合理化象徵，早已成為全球知識界不可逆轉的一項共識。
回想去年于群英輩出的柏林高級研究院 (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 聆聽張千帆教授關於委內瑞拉制憲會議的批評性講座時，各國學者座無虛席，討論熱烈得難以平復，令人感慨人文社科學類的中國學者終是能在批評意識與學術水準等方面突破長期以來的「東亞病夫」局面，躋身世界一流。而通過張千帆教授結識許章潤教授以來，同是出於不自覺的批評意識，本人首先對許章潤教授常以文言風格的寫作特點表達過直言不諱的質疑，認為這或許會對部分讀者的文本閱讀能力造成障礙。但印象最深的還是，本人曾在閱讀其《中國「左派」的譜系》一文之後，直觀地表達了對其「理論左」的定性疑惑。而許章潤教授總是一如既往地謙和，首先對批評性意見表達讚賞。
正因如此，嚴正研讀、予以討論與思辨的我們自是沒有想到，有一天以《莊子·知北遊》為序的張千帆教授的憲法學教程會因「鼓吹西方制度」而下架，而許章潤教授明明白白說理、安安靜靜論事的建設性批評竟然也會因言獲罪，不僅被禁止上課，甚至被勒令「停止科研活動」、「等待調查結果」。禁止學者傳播知識、禁止學者進行分析與思考，此種現代社會罕見的局面瞬間黯淡了北大與清華作為世界名校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