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國知名經濟學家馬丁·沃爾夫發表觀點，認為美中貿易戰將成為中國行進道路上的重大拐點，可能改變中國的國運，端視中國統治者的選擇：更加開放，還是更加封閉。
他舉例歷史上的阿根廷。該國早在二十世紀初就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然而，當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降臨，世界資本市場崩盤，阿根廷走回封閉政策，實施高度保護主義。尤其庇隆上臺執政後，讓阿根廷走上不同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所謂「第三條道路」，即類似於義大利的社團主義，強化中央集權，實施極權統治，對外敵視美國和英國兩大民主國家，而親近德國和義大利兩大法西斯國家。這個所謂庇隆主義，給阿根廷帶來災難性後果，而且長期化，讓阿根廷淪入百年衰落。沃爾夫總結說，這一後果，「與其說是外部環境造成的，不如說是阿根廷自己的選擇造成的。」
回到中國，沃爾夫指出：「因此，如果貿易戰讓中國覺得外部是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不再相信它，不再與之合作，不再對它開放，那麼中國的國運可能就此發生重大逆轉。」
閉關鎖國，在二十一世紀的時空背景下不再只是經濟上的意義，更在於政治上的意義。沃爾夫提到：「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對進一步改革形成了掣肘。長此以往，中國的體制有可能僵化，穩定壓倒改革，增長停滯。」
事實上，自習近平上臺以來，政治上的閉關鎖國就已經開始。中共停止了對外學習，而重新開始朝內尋找執政動力，即從原教旨主義的毛澤東思想中找回政治資源。
這裡面，除了保住紅色江山的頑固意識，部分的原因還在於共產黨統治集團的權力傲慢，自以為中國已經崛起，恢復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能證明一党專政的成功，更有鞏固一黨專政的必要。這種權力傲慢，體現在北京的一系列政策中：
極端鉗制輿論、全面封鎖互聯網，向中國人民強加「學習強國」軟體，繼續夯實中國人民深惡痛絕的「牆國」；向臺灣強推「一國兩制」，而無視這正是臺灣主流民意下的政治毒藥；向香港強加「一地兩檢」、「逃犯引渡條例」等，強推「23條國安立法」，並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陽謀扼殺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高度自治；破壞香港六四紀念館，收回胡耀邦故居，封殺三十年前所有隱喻六四的歌曲，徹底瓦解民間寄望平反六四的幻想……
凡此種種，不一而舉，無處不顯示中南海逆民意而動、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權力傲慢。
習政權急忙忙開歷史倒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王滬甯所驅使。中共高層、政治局裡，充滿了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等被文革洗腦和荒廢的一代，而缺少像樣的知識份子。王滬寧，這樣一個思想陳腐而善於文字包裝的唯一秀才，竟成為中南海的大腦中樞。此人的自我封閉性格和極左思維一根筋，鑄成了習政權不合時宜的極左路線，倒行逆施。
說到政治改革和中國的民主化，極端自私、極度腐敗且權力傲慢的中南海統治者已經徹底放棄，國際社會也幾乎放棄了指望。當然，中國人民還沒有放棄，至少有頭腦、有良心的中國人民還沒有放棄。在這重大的歷史拐點時刻，中國向何處去？端視中共的選擇，也端視中國人民的選擇。
＊作者為旅美作家。本文原刊《自由亞洲電台》，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