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的是集體遺忘給一個人和一個群體什麼樣的代價，我還寫了那些還記得住的人，他們為了記住六四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林慕蓮
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事，到今日看來，還很重要嗎？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作家魯迅，或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一九二六年，政府也曾在天安門廣場發動了暴力鎮壓，那時的示威者抗議軍閥張作霖接受日本的要求。這場鎮壓造成四十七人死亡，數百人受傷。魯迅被事件觸動，他寫下：「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負更大的利息！」 在北京大屠殺事件後，成都學生帶著寫有「血債血還」字樣的床單走上街頭。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沈彤也對此感慨萬千。他認為中國領導層對大屠殺的態度，好比一個人正從高樓上摔下來，摔下來的過程中還一邊大喊著，「我沒事！我沒事！」直到最後一刻摔在地面上。
但是，一九八九年遺留下來的東西不是只有黑暗。六四之後鄧小平做出的決定，推動了成就非凡的經濟轉型和猛烈的民族主義，讓中國脫胎換骨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在短短一個世代的時間，政府大幅放鬆管制，不再管理人民的日常生活，不再分配工作，不再阻止人們結婚或旅行。隨著收入呈現指數性的增長，每個人都變得越來越富有。經濟自由化改變了周遭的世界，人們開始轉移注意力，把精力投到購買公寓、創辦公司，汲汲營營於新世界帶來的無數新機會中。這些不僅不是因為這個國家已經告別了天安門，反而都是天安門的事後餘波。
一九八九年發生的暴力鎮壓並非特例。在這之前還發生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一九二六年魯迅書寫過的「三一八慘案」、一九七六年哀悼周恩來逝世時爆發的抗議鎮壓，以及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失敗的學生運動。中國歷史宛如一種沒有始末、內外不分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無止境地循環著自我毀滅，一代傳過一代，這都是源自於集體失憶的後遺症。
中國共產黨重寫了歷史，但它並沒有忘記自己在一九八九年的所作所為，也無意與之和平共處。這點從越來越多人因為紀念活動受到懲罰就可見一斑。例如成都維權人士譚作人，他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或是異議分子朱虞夫，他在二○一二年被判七年徒刑，只因為他寫的詩中含有以下詞語：
是時候了，中國人！
廣場是大家的腳是自己的
是時候用腳去廣場做出選擇
共產黨疑神疑鬼的程度令人咋舌。這些文字甚至從未公開發表，詩人只是透過Skype傳給一個朋友，中國政府就將之視為顛覆國家政權的證據。顯然，這麼多年過去了，紀念活動始終觸動著中國共產黨的敏感神經。再加上還有些人堅持著拒絕遺忘，反而更突顯了黨的弱點。當局相當清楚中國的農民革命總是有辦法推翻強大的王朝，而不滿的情緒眼下正在群眾之間蔓延開來。政府對動亂的恐懼經年累月不斷加劇。穩定如今已成為黨的口號、黨的執念，黨存在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