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深秋的山東泰山，在小雨中，她慢跑著，一個人，準備跑100公里，被限制出境的她，不能與樂施會隊友赴香港「毅行」，她一個人，在冷洌的空氣中，響應。去（2014）年此時，她也沒能赴香港，她被關押審訊了128天，日以繼夜。
她，不是維權律師，不是民運人士，她是中國公益NGO圈中的「釦子姐姐」─寇延丁。2014年下半年，她在香港碰到了陳建民（占中三子之一），在台灣參加行動者培訓，碰上了導師簡錫（民進黨元老），而且還之外碰到了在台任教的王丹（民運人士），一連串的「巧合」讓她的人生進入了她形容為「魔幻寫實」的慘痛境遇。
2016年，她在台北出版了《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沈默的中國人》（時報出版），完整紀錄中共當局逮捕異議人士後的審問細節。她說，還要回到中國去。她對中國的愛，好痛。
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你沒有關係？
「這種問題，都是要問的。」饒是三個代表，都無法迴避：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他們沒有關係？
那一天，我在故鄉小城，二十四歲，是小機關裡的小職員，柴米油鹽的家庭主婦，即將成為母親，一個看似與天安門廣場無關、一個與廣場母親無關的母親。我不知道廣場上發生了什麼，更不知道我將終此一生面對這個問題：這一天跟我、跟我的孩子、跟我孩子的孩子、跟中國人的未來有什麼關係？
那一天，薛野在北京，十九歲，這個兩年前的貴州高考狀元是北大學生，在廣場上。
那一天，梁曉燕在北京，三十二歲，北外老師。她不在廣場，是槍響後趕去的：「我的學生還在那裡，我要把他們帶下來。」她自己的學生都活著帶出來了，但目睹了別的學生的死亡，以及更多的死亡。
那一天的我們全然陌生，不知道彼此的人生將在十幾年後交匯，更不知道二十幾年後會有一個這樣的營會，我會成為媒婆、薛野是成員、梁曉燕則是過客……
那一天，滕彪在故鄉小城，吉林樺甸，是十六歲的高中生，兩年後考入北大。二○一四年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六四集會上說：「如果我早出生兩年，那被坦克碾死的，很可能是我；而那流乾了眼淚的、被禁止說出真相的、被禁止悼念的，就是我的母親。六四死難者是替我而死的，是替我們每一個倖存者而死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生命裡包含了他們的死亡，如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無法真正理解自身和我們所處的中國……」
那一天，在香港，周永康尚未出生。他一九九○年出生，與我兒子同齡。當高中歷史老師講到六四的時候放了一個讓教室裡灑滿淚水的短片：「六四可以說是我們這代人第一次接觸公共領域的門檻，我們絕大部分對政治、社會議題的關心，都是從六四開始的」。二十四歲時他競選成為「學聯」祕書長。(必須插播一條名詞解釋：學聯全稱「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旨在「認識中國、關心社會」，八十年代一直積極組織香港學生參訪大陸，是親中國親北京力量，六四後與中國政府決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