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和國外研究選舉或政黨的學者提到，臺灣主要的政黨是以民意調查做為甄補候選人的主要、甚至唯一依據時，幾乎所有人都不可置信。的確，許多國家都有將民調納入候選人甄補的一環，譬如我們鄰近的國家韓國。但將民調做為核心基準的，全世界大概只有臺灣而已。
每次選舉民調數字出爐時，相關的參選人不論是領先還是落後，都會說民調數字參考就好。但政黨在提名參選人時，卻都是以民調數字為依歸。如果將民調數字做為唯一的參考依據，那政黨實在不需要在選前幾個月前就提名參選人。依民調數字決勝負背後的假定，是競選活動沒有太大的用處，即一旦找出民調最高的參選人，就會是最強的參選人。照這樣的邏輯，何不在選舉正式登記前再做民調，不是更能保證推出的會是最強的參選人嗎？
其實，政黨之所以透過民調來挑選參選人，主要是因為政黨無力解決黨內的紛爭，於是將內部問題外部化，把權力轉給「看不見的選民」來決定。民主選舉貴在參與，試想，如果你很支持某位參選人，能做的不是「主動」出來投他/她一票，而是只能「被動」地在家等電話，且抽到你的機會還很小很小，這符合民主的概念嗎？換言之，民調初選的確是一種透過競爭的人才甄補機制，但由於該機制缺乏「主動參與」這項因素，甚至不應被視為是一項具民主精神的機制，頂多只是強調「分權決定」罷了。
至於民調初選的技術問題，更使得這項制度的產出結果受到不少質疑。以電話民調來說，光是抽樣程序，就有諸多面向值得考量，譬如使用何時的電話簿做為抽樣基準？抽到的家用電話是否後幾碼隨機？是否採用戶中抽樣？及近來兩大主要政黨最「夯」的議題，即是否納入手機調查？這些都只是和抽樣及母體涵蓋率相關的課題。
另外，包括題目設計，譬如題型究竟採互比還是對比？調查的時間，譬如是在週間還是週末、白天還是晚上調查？甚至結果呈現，譬如採用哪些變數進行何種方式的事後加權？又，同時採用家用及手機雙底冊調查時，要如何結合這兩種資料？就算上述各點的作法完全統一，當不同的機構進行調查時，所謂的「機構效應」（譬如，訪員的專業度、督導的人數與素質、調查機構過去的聲譽、甚至市話或網路電話的通話品質等等），也都可能造成些許的差異。總之，有太多因素可能造成調查結果的差異。本文不是刻意質疑民意調查不科學，而是強調有太多因素都可能造成一、兩個百分點的差異。就拿2012年民進黨總統初選來說，當時蔡英文只贏蘇貞昌兩個百分點，上述任何一個因素改變，都有可能逆轉局勢。
過去幾年來民調初選之所以可以推行，在於參與者選擇（或被迫選擇）「相信」這個制度，「願賭服輸」是這個制度得以存續的關鍵，而不是這個制度有多民主、多進步、或多科學，更不是這個制度保證選出最強的候選人。而當民調初選參與者中，有人希望透過技術面的調整，來改變現行規則，以創造有利於自身的競爭條件時，就代表「願賭服輸」這項支撐原本制度的心理預設已不存在。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論最後採行的規則或是競爭結果為何，要大家回到先前「願賭服輸」的心理狀態，肯定難上加難了！
＊作者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暨政治系副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