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聿銘透過私下斡旋的魅力，與本無私交的兩位峰頂政治人物做晤談，竟然成功取得這兩件重要建築物的設計權，過程細節並不清楚，但依舊是被建築界津津樂道的私下話題。貝聿銘懂得如何爭取最精彩的機會，但他也沒有辜負這樣機會的期許，兩件作品在不同年代的完工推出，不但得到建築界的肯定讚許，也都能把他在建築界的地位順利推進到一個全新的層次。
這樣剛柔兼具的魅力特質，固然與他自身的歷練有關，也似乎隱隱可對照出家世淵源的影響。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貽，曾任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總裁，也是中國銀行的創始人之一，生母莊氏則是清朝國子監祭酒的後代，妻子盧淑華同是早期中國留美的學生，家庭淵源深厚扎實。一九一七年生於廣州市，短暫居留過香港後，貝聿銘成長主要往返上海與蘇州間，因此童年經常出入自宅園林「獅子林」。赴美先後就讀賓州大學、麻省理工與哈佛大學，並在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遇上因納粹迫害遷往該處的包浩斯教學團隊，其中有掌旗手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與同樣具深遠影響力的布魯耶（Marcel Breuer），當年的同期同學還有日後成為美國建築界教父的菲利普．強生（Philip Johnson），以及埋首台灣數十年的王大閎。
貝聿銘成名算早，得獎豐碩的經歷，顯示他的生涯順遂成功。其中，一九八三年他得到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普利茲克建築獎（Pritzker Prize）。
貝聿銘最為人熟知的風格，是以理性幾何的絕對線條與造型（尤其是標籤般的正三角風格），對歐陸的現代主義做出承傳與致意，甚至還被譽為「現代主義的最後大師」。早期作品有著濃厚的後期密斯（Mies）「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影子（以工業量產的模具化鋼骨與玻璃所搭起的建築物），可以看出與早期現代主義的淵源關係。
受國際風格與立體畫派影響
但貝聿銘對此似乎無意承認，在《與貝聿銘對話》一書的訪談裡，他寫說：「……葛羅培斯與我的『不同』之處在於對『國際風格』的定義，這是當時一個很大的話題。葛羅培斯堅信世界按不同的速度工業化，先西方後東方，世界早晚都將被工業化，這就是柯比意（Le Corbusier）也曾提及的『國際風格』將席捲全世界。但是我對此有懷疑，覺得這種看法對我來說太僵硬了，我以為建築不該僅如此而已，但我還不能決定到底應該是什麼，當時我還太年輕。」
之後貝聿銘受到立體派繪畫的影響，建築的量體性格愈發明確，突破自我風格與奠定建築界地位的作品，應是一九七八年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東廂增建。這件作品展現出貝聿銘處理建築的量體，如何能在輕盈與厚重間，自在運用其對比差異的能力，其中厚重質地的呈現，也被拿來與同時期的建築蠻橫主義（Brutalism）做聯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