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中國專家賴特（Teresa Wright）在她2018年出版的書《中國民眾的抗議》（Popular Protest in China）中指出，「中國民眾遠非消極、順從或自满。相反，當他們感到他們的權利受到侵犯或受到不公正對待時，中國公民經常大膽、反抗、頑強地面對強權。」
在中國的不同見解有多種形式，反映了一系列觀點。更多的知識分子評論員傾向於批評習近平的政策選擇，並呼籲回歸於與一些前國家領導人執政時期相關的更開放的經濟和社會。大膽的維權人士試圖挑戰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或直接探索其他的政治選擇。後者通常會獲得最嚴厲的懲罰，但隨著壓制擴大到尋求改善黨國治理而不挑戰制度本身的個人—包括公共利益律師和自由派經濟學家—這種溫和改革的前景是黯淡的。
同時，當箝制對正式的公民社會團體收緊時，後來的維權活動主要是在鬆散的個人網路互動來呼籲改變，經常來自傳統上保持沉默的人群。事實上，每當一些異議看起來暫時平息時，新的批評或動員的消息都會讓人知道。最近的例子包括頂尖大學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為幫助罷工工人們所做的努力，包括科技公司的工程師們組織反擊難以忍受的996工作制（上午9點到晚上9點，每周6天），以及#MeToo運動，#MeToo運動在僅一個月內吸引了3000萬中國人在網上討論性騷擾問題。
當宗教迫害還在加劇，宗教信徒的抵制卻在增強
將異議人士的聯繫網絡分散化和對他們擴展的打壓活動，是相對有力的，但這也能催生來自新源頭的抗爭，這些源頭聯合起來形成另一種被作用低估的趨勢：當宗教迫害還在加劇時，宗教信徒的抵制卻在增強。一份2017年「自由之家報告」對中國宗教的主要發現表明，「因應官方的控制，所有信仰團體成員的回應是既有創意又具勇氣，有時還取得了顯著的勝利。」
數百萬計的信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違抗官方限制，有些是公開的，有些是在極度保密的情形下進行的。中國佛教徒已在抵制利用宗教聖地來斂財的做法。基督徒和法輪功學員要求釋放被拘留的教友。西藏佛教徒在各集市遊行，要求達賴喇嘛歸來。新疆維吾爾人用各種辦法來記錄和揭露新疆的嚴苛形勢。
一些作法超出了一個單一的宗教社區，目的是影響更多中國公眾 - 包括黨和國家幹部 - 的信仰和行為。註冊的教會和地下教會的領袖與維權律師一道，在法庭上挑戰逮捕和財產糾紛。維權人士組織培訓來增加群眾的法律意識，並打電話給警察，根據中國的法律勸阻他們不要再作違背信仰權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