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役所為裝飾最近即將興建的公會堂，所購買的二百七十五件壁畫（譯註：此處為裝飾牆壁之繪畫）已經抵達，一日市當局表示：雖然公會堂已經決定和商工館合併興建，總督府從以前就主張有必要以諸如繪畫來當裝飾品。正當此時，得知內地某美術專門新聞社至各地的展覽會收集現代日本畫各流派一流畫家的作品，去年來台擔任台展審議員的松林桂月氏表示這是很難得的作品，若有經費應該及早購入，他又說從本島文化已逐漸提昇、繪畫的鑑賞力也提高、台展也開辦等各方面來考量，對那些無法至內地觀賞畫作的一般人而言，這正是絕好的機會。另外，當此之際若能將作品購買進來，不僅只是裝飾公會堂而已，也可以成為一個藝廊，無論是本島人、還是內地來的人當然都會很高興。（中略）購入的作品都在尺三、尺五左右的絹本，全部是日本畫、也都是各派中一流畫伯的作品（後略）。
我依照這一份報導內容來應證作品，就作品尺寸、材質、背板編號三部分作比對，日本尺的一尺約為三十．三公分 ，尺三、尺五左右約是三十九．三×四十五．五公分，和三十七件作品的尺寸大致吻合。材質為絹本，也吻合。背板數字的編號雖然不連續，背板記載的最大數目二百七十三，並未超出當年購入總數的二百七十五。在此特別要說明，當時所謂的日本畫，與現在專指膠彩畫的概念並不相同。眾所週知明治政府最大目標就是歐化主義和國家主義，積極由西方引進的西式繪畫稱洋畫，相對於此，以國家主義立場把傳統各流派諸如狩野派、土佐派、圓山派、四条派、琳派、南畫等稱為日本畫。因此大膽推測由中山堂移撥的三十七件作品，就是一九二九年台北市役所為裝飾公會堂所購買的二百七十五件作品的一部分。
經過幾年的調查研究後，三十七件作品確實分屬不同流派及師承，能夠確認創作年代的作品都是一九二九年前所作，這兩點也可以作為佐證。至於作者到底是誰？只能從作品的落款、鈐印、畫風、筆觸著手。我帶著一份畫家清單，從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國，縱走日本列島踏尋畫家的出生地、紀念館和收藏作品的美術館、資料館、圖書館、寺廟，拜訪家屬、研究者及相關人士，也釐清一些事實。不過經過將近八十年的歲月，人事物有許多變化，真正踏上扶桑地才發現未必全如自己的計畫。
這些畫家網羅當時老中青三代，有活躍於院展、官展的畫家，有追求個性表現的畫家，也有力抵狂潮、復興傳統的畫家。時過境遷，匆匆已過四分之三世紀的今日，重新審視這些畫家，斐然有成，留名青史者有之；平實穩健，自成一格者有之；因故後繼無力，令人扼腕而嘆者有之；只留其名而不知其詳者也有之。境遇相差如此懸殊，死後未如生前受到重視，分析起來大抵有以下三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