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總統府前、穿過博愛路、路過中山堂，這是高中三年上下課必經路線。少女時代太遙遠了，想不起來自己當年如何看待這棟古老建築物，也許只當一個理所當然的存在罷了。物換星移的幾十年後，怎都沒料到竟為中山堂內偶然發現的一批畫作，苦鬥近十年，甚至千里迢迢跑到日本到處奔波。
台北市中山堂即日治時代的台北公會堂，台灣總督府在總督官邸、總督府竣工後，為慶祝日本天皇裕仁登基，一九二八年著手籌畫在舊清台灣布政使司衙門舊址，興建一棟可以作為社會活動的官方集會場所。台北公會堂由當時總督府官房營繕課技師井手薰設計，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式動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建造完成。台北公會堂為當時次於東京、大阪、名古屋而排名第四的都會公會堂。
二○○二年底台北中山堂整理倉庫時，發現一批日本人畫家的作品，主其事者雖不知道作品的來歷卻認為這批作品應當具有歷史意義，因此提議移撥給台北市立美術館。作品總計三十八件，其中一件的尺寸、裱褙與其他三十七件作品迥然不同，一眼就可辨認是出生台南的旅日畫家陳永森的作品。另外三十七件的尺寸約為三十五乘四十五公分，絹本彩墨，保存狀態不佳，創作年代不明，大抵只有署名和鈐印，裱框的方式和材質都相同，判斷應該是同一時期的作品，推測是日治時代日本人畫家的作品，但是這批作品何以會放在中山堂？和中山堂到底有何淵源呢？
作品移撥到台北市立美術館後，當時的黃才郎館長認為有必要追出作品來歷和作者，指示我和另一位同仁負責研究。經過約二年的時間，於二○○五年一月由黃館長召開「中山堂移撥作品專案研究成果發表會」，初步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由於同案研究同仁另有研究工作，館長指示下一階段就由我獨自負責。後來獲日本交流協會的援助，赴日進行為期二個月的調查研究。回國後提出研究論文《日本美術在台灣：中山堂移撥作品之研究》。回想起調查研究過程，當時雖知道這批作品必有其歷史背景及意義，卻無人知其來歷，甚至不知作者是誰？就算讀得出落款，七成以上並不知是何人。由於國內的相關文獻資料不足，也無人可請教，只能一方面請日本友人寄書或協助搜尋資料，另一方面也請教過不少日本的相關研究者。不過研究工作停滯不進，直到有一天再度進庫房檢視作品，發現背板上有黑色鉛筆書寫的數字和文字。數字並不連續，文字則是漢字、片假名、平假名混雜，所有筆跡相似，應出自同一人，再三推敲與比對，推測是當年工作人員的簡易記載，數字可能是作品編號，文字可能是品名或作者姓名。最關鍵的突破點則是發現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八月二日《台灣日日新報》上的一則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