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由於中國大陸過去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對現在的中國大陸投資人的財產與司法救濟保障來說是不足的。因此，弔詭的是，在傳統歐洲的資本輸出國開始從雙邊投資條約退縮，以避免中國大陸外資對其構成法律與安全上的威脅時，中國大陸開始暢談著要將這些雙邊投資條約的保障加以「升級」，反而與美國的標準開始相向而行。又，近來的經驗研究也指出，簽訂這種雙邊投資條約，會有助於威權政體（特別是非政黨獨裁）統治期間的延續，也就有利於其他和中國大陸簽訂此等條約的威權國家。因此，這種升級後的投資保障條約，在未來一段較長的期間，除了最敏感的投資市場准入或自由化外，可能會變成在中國大陸的帶路計畫下持續擴散。
在國際貿易法秩序方面，學界似乎都認為中國大陸大致上都遵守著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規定，只是常常會透過拖延的方式爭取到空間。這種策略性的條約遵守行為，對貿易法秩序的挑戰並不大。真正對貿易法秩序有挑戰者，在於當初中國大陸加入WTO時，其內部的經濟治理結構（例如：公共機構補貼）並沒有被規範，而讓中國大陸當局可以找到有利於其的法律解釋。既然WTO無法規範，也就造成最終美國必須發動WTO以外的單邊手段來逼迫中國大陸在內部做改變。雖然類似中國大陸的經濟治理結構在其他威權國家也存在，但中國大陸獨特的大型經濟量體，自然會讓沒有國際法規範的經濟治理結構，成為兩國間現在的貿易衝突。
從權力政治的角度來說，法律所定義的範疇，會影響著國家之間綜合實力或收益的大小。美國可以透過改變與經貿法秩序的範疇，增加自己的相對國家實力。早期WTO主要是在突破主權國家「邊界」上的貿易屏障，但那時已經足夠發達國家取得貿易優勢。然而，當這樣的優勢開始縮減時，就可以看到WTO後期的談判、或《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及其他新型的區域貿易投資協定，都是往「邊界以內」的措施開始越來越全面性的規範（例如：勞工標準、環境標準）。所以，很自然地，美國最終要在經貿法秩序上，走向規範威權國家本身維持政權的經濟治理結構，以重新界定影響國家相對實力的經貿法秩序範疇。但是，這樣的秩序改變，會影響著威權國家的統治正當性與存續，中國大陸與美國可能都很難達到妥協平衡點。未來，新的區域貿易協定增加的情況下，可能會使WTO的重要性降低而逐漸走向功能弱化的組織，國際貿易法秩序可能將走向多元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