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自由民主世界所主導的國際法秩序，在面對威權政體的影響力持續增加後，國際法秩序會變成什麼樣的面貌？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Robert Keohane在其鉅著《霸權之後》即表示，霸權的實力即使衰退，之後尚可憑藉著過去所建立起來的制度，維繫著對自己有利的國際秩序。依循著這樣的邏輯，筆者在這篇短文中是要從國際法而非單純國際關係的視角，探索：霸權後的國際法秩序變動，與過去的國際法秩序有哪些結構性的不同？
雖然國際法學說通常較少談論權力在國際法中的作用，但不能否認者，權力經常會扮演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如果威權國家的影響力增加時，威權政體所具有的政治邏輯，勢必會影響著國際法秩序的變動。這也應是國際法學界所關注的事情。一般而言，威權政體的統治正當性來說，最重要的是民族主義和經濟成長兩個支柱。在民族主義的支柱上，威權國家對於所謂「不平等」條約的解釋，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具有相似性，會比較強調談判當中的對等性。但過去因為權力的不對等，使諸多國際法秩序或其中預設之原則，會比較容易朝對美國有利的方向傾斜。因此，挑戰這種國際法秩序的預設原則，有利于挑戰「不平等」國際法秩序，也就有利於維持威權國家內的民族主義的統治邏輯。
具體來說，在二次戰後的國際法秩序中，已經逐步建立或落實的幾個原則，如：條約必須遵守原則、法律應引導國家政策的走向、維繫合法／非法的二元客觀性、政治的相對中立性、以及以法律促進和平等基本原則，都有可能會被認為是國際法中不平等的「外來」元素。當這些預設的國際法原則被挑戰時，理論上美國必須要為維護著這些基礎原則。但如果美國自己退出諸多國際場域並陷入雙重標準的境地下，反而會加速著侵蝕上述國際法秩序所預設的基礎原則。若國際法基礎原則被侵蝕，那麼「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秩序似乎也就不可得。
在涉及經濟成長支柱者，威權政體可能會藉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經濟法秩序，成為國內經濟改革與現代化的驅動力。美國在戰後的國際經濟法秩序中，大致建立起了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外國人財產權保護，與透明化等常態性的重要法律原則。大致上來說，這些國際經法秩序的基本原則，分別展現在投資與貿易兩個部分。在投資法秩序上，威權國家需要藉由外國直接投資以獲取資本，促進國內的經濟與就業市場的成長。因為威權國家對於財產權的保護不如其他傳統的資本輸出國，所以威權國家藉由簽訂雙邊投資條約，可以增加保護外國人財產權的可信度。在這些投資條約中，威權國家對於投資市場准入、投資保障範疇、智慧財產權保護、或投資人與東道國在國際仲裁機構的司法救濟權利，通常會低於傳統資本輸出國所要求的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