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雨傘運動中，組織者和參與者都遇上或進或退的決策困難，到底什麼時候應該暫緩行動（即減少對政府的壓力，創造回旋空間，俗稱見好就收）？什麼時候應該堅持下去？經常出現爭論。
但這種情況在反送中運動卻不多見。發動和參與行動的人彷彿很有默契，一下子就集體行動，但有需要時又很快撤退。
例如兩次包圍警察總部，人多勢眾時繼續包圍，到凌晨三時後，大部分人都撤離現場。又如包圍立法會，參與者分兩個時段撤離，一是凌晨零時，即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申請集會的結束時間；二是凌晨四時，因為警方可藉「恢復交通秩序」採取行動，抗爭者在四時前撤退，不會授之以柄。
七月一日晚上的情況更為典型，抗爭者湧進立法會大樓，警方本來守在玻璃門後，但一下子全部退卻，有點像「引蛇出洞、請君入甕」之計。抗爭者留守立法會直到凌晨十二點，警方出動清場，抗爭者馬上撤退；有四位抗爭者不願退場，被一百多人合力護送和抬走。抗爭者說「一個也不能少」，保留實力，抗爭到底。想起來有點像中共起家時的戰術：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駐我擾，敵疲我打。
台灣人開始對港人能感同身受
更重要的是，抗爭者有兩次包圍稅務大樓和入境處大樓，被指「擾民」；其後，若干抗爭者重返現場，鞠躬道歉，旨在爭取市民理解他們的訴求。這些都是雨傘運動期間不大重視的公關策略。
兩次運動的變化也包括台港互動，這一點筆者感受尤深。一三年，筆者前往台灣採訪時，曾問過台灣朋友對「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即中共對香港的手法可能有一天在台灣出現）的看法，台灣人明顯沒有切膚之痛。
但一六年總統選舉期間發生「周子瑜事件」，中國大陸對台壓力愈見明顯，台灣朋友的切膚之痛愈見強烈。隨後中國大陸對蔡英文政府的壓力加劇，更令台灣人反感。
由此觀之，台灣人士對反送中運動的關注，遠比雨傘運動期間更甚。雨傘運動頂多讓較多台灣年輕人感到憂戚相關；但這次反送中運動，讓更多台灣人感到切身利益可能受損，加上「李明哲事件」震盪仍在，台灣人士對香港的關注已逐漸向唇亡齒寒的階段發展。
不久前，台灣十萬民眾「反紅媒」和各類同期反送中活動，參加者也明顯增加。況且台灣正值新一屆總統選舉的準備工作，蔡英文承接林鄭月娥送來的「大禮」，藉著反送中而人氣急升，有意參選的國民黨人也不得不做強硬表態，這些都是港府造成的「加密效應」──加深台灣和香港密切關係的效應。
此外，雨傘運動雖然令國際關注，但關注程度遠遠不及這次反送中運動。理由很簡單，雨傘運動不涉及外國人在香港的安全，但送中條例卻令所有在香港或路經香港的外國人也蒙上心理陰影；即使被牽連的機會不高，但畢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