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海如的童年，對於爸爸發生什麼事就是這樣一團迷霧──家裡開工廠，很多親戚都在家庭工廠上班，姨丈、姨媽每周末傍晚會在工廠說故事，假日家族偶爾也會去踏青，看似一片和樂，但「你處在一種有個事情很嚴重，可是他好像不能講、被壓到很深的狀態」，一個家人缺席的痛苦，所有人都壓進去了。
「我們只能好好繼續長大而已，沒有其他能力跟作為」一株黃金葛說出她的無能為力
儘管家裡偶有黨外雜誌出現、蔡海如從上面看到了政府與主流媒體避而不談的迫害，但她已經習慣不去談了，就連藝專畢業到法國讀書也沒跟人談過，沒有任何同學知道她家裡的事，加上爸爸在她19歲時回來了，一切似乎更不能講：「好像我們家很好命，我爸永遠都在國外。」
「我是早就習慣不能說……我跟我爸從小有寫信，我會覺得我跟他可以談任何事情，可是我很自然避掉他之前那些案情什麼的事情。」蔡海如說。只是就算避而不談，事情仍是會找上門來，蔡海如在專業領域受到第一次重大的衝擊就在1997年，那時候沒有任何人知道她是政治受難者二代、只因為她是當代藝術家而找她參加二二八美術展，那時蔡海如崩潰了，哭了1個月。
「我躲得千辛萬苦，我還要去面對這個！」蔡海如從未想過自己會面臨不得不面對的狀況：「我到底還要說什麼呢？我沒有能力說什麼，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感覺，大家都過好好、妳爸爸還在旁邊，我到底要說什麼？那感覺很奇怪……」
後來蔡海如第一件作品就叫「無題」，她在一個又高又大的黑色桌面擺上小瓶子，裡頭插2、3根黃金葛，桌上有個垂吊的凸鏡會隨風慢慢轉，鏡面裡寫了「悲情昇華」一語，蔡海如解釋：「作品意思就是，不管我桌面上桌面下發生什麼事情，我面對的、我能力只能夠我們好好繼續長大而已，沒有其他能力跟作為……」
身為孩子似乎只能好好繼續長大而已，家裡發生什麼事都無能為力，當媽媽以後，蔡海如的心情就更複雜了──一方面她覺得還是不能談，她不想因為自己想知道什麼去刺痛父母的傷口，要去挖什麼說什麼都怕大人傷心，但一方面她也會想：「如果我還是對這些不了解，我如何教育我的下一代？」
於是2008年開始，蔡海如去了解家族歷史，2013年她又到關渡美術館創作，展覽的5月17日正好是台灣第一艘船到「火燒島」（綠島），「我爸爸就在那船上……」
更進一步，蔡海如又引著同為白色恐怖受難者二代來辦展：「我是覺得好多好多人聲音沒辦法出現，就算想講也沒有人要聽，我過去也是這樣，沒有人要聽是因為找不到方法講，還有些人要講就找心理醫生講……」辦展前她進行過幾次座談，一群沉默的二代終於有機會傾訴：「一講出來，你會發現大家都一樣耶！你不會隨便輕易說這些事，你會覺得你講別人不懂、只會覺得好可憐，但在這場合有『安全感』，大家身份一樣，你會聽到大家的差異性跟共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