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國在明知修法將導致香港地位和角色的轉變，依然選擇修法，必然有更深刻原因。任何一種政策都有其有利和不利的一面。簡單的算術，當有利一面大於不利一面，就會推進政策，反之就會修改政策。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也是如此。
中國在一九八○年代給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香港獲得的自治程度遠遠高於中國的其他地區。中國這樣做當然不是大發善心，而是在現實政治下經過角力和精心計算的結果。中國的考慮因素是：
第一，香港當時經濟繁榮，中國則相當落後，香港一地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相當於中國大陸的兩成多。香港資本雄厚，港人在內地投資和慈善事業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桶金」。中國希望保持香港這隻「會生金蛋的母雞」。
第二，香港是世界最開放的自由港之一，而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香港是中國走向世界，與西方貿易和融資的唯一窗口。早在中共建制之初，中共就有「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
第三，香港是西方世界的一員，也是歷史悠久的世界情報中心，中國需要透過香港接觸西方社會，瞭解西方動態，「滲透敵對國家」。保持香港制度，也是西方世界肯「吸納中國」的重要前提。
北京視香港為「最大反共基地」
第四，當時中國推行改革開放，說白了就是改走資本主義路線。政治上的開明派也得勢。香港的經濟制度以及一些政治制度成為中國的模仿對象，也是從西方輸入技術和觀念的最佳窗口。
第五，中國打算用一國兩制「統一台灣」，香港對中國而言是一國兩制的試驗田；對台灣而言，則是給「國民黨當局」的示範單位。
但一國兩制對中國也有不利的一面。
第一，一國兩制下，香港成為中國獨特的一部分，成為中央集權下的異端。正如中國不少人抱怨，香港「人心未回歸」，無法真正一統。
第二，香港本土的民主派人士也持之以恆地用推動民主自由，以「結束一黨專政」為口號，也支援內地的公民社會。在八九六四之後，中國已視香港為「最大的反共基地」的噩夢。回歸初期，時任總書記江澤民說過內地和香港「河水不犯井水」，這固然主要是向港人派定心丸，但也在警告港人不要向中國輸出民主自由。中國一再拖延香港落實《基本法》下規定的普選，在內地封鎖香港的新聞機搆，到後來把中聯辦變為「第二支管制隊伍」，都出於這種擔心。
第三，在中國利用香港滲透西方的同時，西方也在利用香港「滲透」中國。香港沿用西方體系的普通法體系，很多香港法官都是外國人，西方人士在香港的活動比在中國自由得多。很多香港人都有外國公民身分。中國一再擔心香港被「顏色革命」，也氣惱外國打香港牌干涉內政。
第四，香港既是中共要員走資的中心，也是共產黨政治派系政治內鬥的基地。
如果說一開始，一國兩制（對中國而言）的正面因素還遠高於負面因素的話，那麼最近十年形式已完全逆轉。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香港的經濟地位已大為下降，ＧＤＰ只占中國的兩、三個百分點。中國加入世貿（ＷＴＯ）全面開放，已成為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窗口」或「中間人」角色的重要性大大削弱。
崛起的中國強調制度自信
由於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已經舉足輕重，即便香港不再「兩制」，西方也難以捨棄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已「探索」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正在強調「制度自信」，也自然不要借鏡香港經驗。至於「一國兩制做為台灣模板」，如果不是習近平在今年年初相當突兀地重提「一國兩制是處理台灣問題的最佳方案」的話，大部分人都已拋諸腦後了。
相反的，近年習近平要一統江山，要求下屬絕對效忠；國際關係緊張，港獨崛起，中國史無前例地強調「絕對安全」的情形下，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做為中國王法管不到的地區，其負面影響已經大於正面影響。中央不再需要香港，或者不再需要以前那個香港，才是香港問題的深層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