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生的故事是，不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患上重疾，不能按照他和家人的意願得到適當的醫治，而且中共懲罰被認為有關聯的挪威政府和民眾，並通過大外宣影響世界輿論。那些報導和評論劉曉波的西方媒體，同時也在整版整版地刊登中共資助的洗腦宣傳──以廣告的名義，卻以新聞的形式。中共對國際輿論的反擊和影響，超過此前任何迫害諾貝爾獎得主的政權。
超過150位藏人自焚，得不到世界足夠的關注。不難想像，4個為抗議北京濫權管制和港府狼狽為奸而自殺的香港人，其慘烈也沒有引起全球各地應有的重視。劉曉波比較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發展，感慨「中國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成為他的一大罪狀。今天，很多香港人明白了，如果民主自由不可期，與其被中共殖民，不如被英國殖民。
中共拒絕承認對新疆維吾爾人實施殖民統治，然而為什麼將上百萬人關進集中營？英國殖民時期也是罪惡累累，但是香港人至少還能講香港話，還能穿自己想穿的衣服，留自己喜歡的發型。人類文明在不斷地進步，今天的罪惡比過去的罪惡更加罪惡。
在劉曉波去世兩周年之際，我們聊可告慰的是，整個西方世界都開始反思「中國模式」對於全球的影響，而不僅僅是曾經不無天真想像的全球化對於中國的改造。這種反思裡不應該缺少的內容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迫害者一日受不到懲罰，世界就一日沒有公平正義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