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總有「正確答案」的年代，「不正確」的話不能說。謝穎青記得自己國中時總統蔣介石過世，出殯時他帶著弟弟妹妹跪，回家後媽媽只是笑笑說「吃飯囉」。時隔多年謝穎青才知道自己家族有1947年二二八屠殺事件的受難者，爸爸甚至是親眼見證的，但媽媽看到孩子跪獨裁者卻什麼也不說，原因就在於：「她也知道小孩有耳無嘴，要是我在學校說『我跪蔣公，我媽說三八喔』，我媽就會出事了！」
重慶南路小書報攤也處處是禁忌，謝穎青記得高中要買黨外雜誌通常都是老闆看你氣場相近才低低問一句：「要嗎？」要什麼大家心知肚明，老闆火速包包，如果哪天發現常去那攤老闆不在，就是被隔壁攤檢舉、被警察帶走，「那算不算肅殺？很肅殺。」就連在家都不能提──謝穎青會買黨外雜誌、老爸也會買，但兩人從來沒有互相分享過，「好像大家都是從事諜報活動……本來想說『政治是眾人之事』，結果我們連在客廳都不能講。」他的青春，政治是必須沉默的。
台大校園灑傳單竟無人敢撿：已經自我閹割了，連這個學校也不正常
走過沉默青春，在謝穎青看來上大學只是「從國民黨教育體系出來進到另一個國民黨的教育體系」，大家以為考上大學會解放，其實也只是進了一個更大的圍籬而已；差別在於圍籬好像變大了、漏洞稍微多一點，無法跟過往一樣又密又齊，於是謝穎青與一些同學們開始探出漏洞了。
例如一位同學鄧丕雲，謝穎青記得那時剛上大一，政治系的老師是國民黨台大黨部大老、書記，點名到鄧丕雲時那同學竟這樣自我介紹：「鄧小平的『鄧』、曹丕的『丕』、陳雲的『雲』！」中共領導人、課本上的暴君、中共黨內要員，這種自我介紹在那時代太瘋狂了，謝穎青永遠忘不了那一幕。
那時的謝穎青在同學看來或許也是瘋狂，但他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他沒想過台灣獨立也沒想過要推翻國民黨，那時他相信國民黨永遠不會倒，一切只是「叫你不要你偏要」的年輕人正常發揮──當時關心社會的「正確」方式在高中有救國團、大學有慈幼社，上山下海做公益帶小孩唱歌跳舞，前提是要入黨，謝穎青不要，他成為編學校刊物的人之一，與同學們開始對抗審稿制度。
那時的大學刊物總要經過審稿，審完的稿總是被改得慘不忍睹，大學論壇社的同學們拒刊，國民黨青工會見鞭子無效只好祭出紅蘿蔔，招待全體社員去白沙灣玩。白沙灣好玩吧？謝穎青笑得合不攏嘴：「我第一次吃到什麼叫buffet，就是好多菜，很高興，一直吃一直吃！育樂中心還可以玩撞球乒乓球，可以打電動玩具打小蜜蜂打坦克！」
只是一趟白沙灣當然買不了叛逆期遲到的少年們，謝穎青說一群人回去以後決定出「白沙灣遊記專刊」來「感謝」國民黨青工會主任的招待，沒想到派來學校審稿的調查局專員看完稿子暴怒：「你夠狠，我們主任告訴人家說，他被人從背後插一把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