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散播「毒素」的高中導師
偏偏就這樣湊巧，北上就讀一女中的第一年，我租住的宿舍就在廈門街，離余光中台北住家只隔兩條巷子。當時在文學出版頗具知名度的出版社洪範書店，更只距離五百公尺遠，做為一個「準文藝少女」，當然常常去洪範買七折的便宜叢書，或偶爾特意經過余光中家門口，彷彿看看圍牆內那株大樹，就更親近大作家一些。
說到文化啟蒙，又怎能忘記高中導師鍾毓田老師呢！？他是屏東人，師大國文系畢業，熱愛古典音樂，即使當時仍有警備總部和所謂禁書這回事，他仍偷偷開啟並灌輸我們讀魯迅、周作人，用詼諧不經意的口吻說起李敖和柏楊；然後在我們國文考試成績達到他的標準之時，送我們一卷又一卷他想方設法拷貝下來的《黃河大合唱》和《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以及國外知名交響樂團錄製的蕭邦和貝多芬……。北一女中離警備總部不大遠啊，但他似乎從來沒有害怕過，幸好平平安安一路散播「毒素」到退休。
也許我特別駑鈍或政治不敏感，過了五十歲之後，有一天突然恍悟，我所有的文化啟蒙、養成，喜歡的老一代作家，全部都是外省籍。從小在《皇冠》讀到的「思鄉文學」和「留學生文學」讓我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期，不由自主向另一邊傾斜。我當然也喜歡黃春明、鍾理和等台籍老作家，但閱讀的比重真的太少了。
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之間，各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近年隨著台灣的選舉熱潮，不時縈繞心頭。身為四年級或五年級生的台灣人，不少人應該是到了西湖畔旅遊時會想起蘇東坡；每年到了五四會想起蔡元培、胡適，到了六四會想起侯德健的《龍的傳人》或《血染的風采》；當然，我們之中更有許多人成為台商、台幹，享受到中國改革開放的甜美果實。
文化與政治認同的分裂
但同樣的，我們也曾在二、三十歲時，熱血沸騰地跟著台灣走過戒嚴、黨禁、報禁開放的民主歷程，即使再喜愛、熟悉中華文化，對於民主自由、言論自由，百分之百信仰，對於極權專制，百分之百厭惡。我們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似乎無可避免的，愈來愈面臨著分裂的選擇。但，換個角度，何必煩惱呢，看看身邊的下一代，似乎一點文化包袱也沒有呢。
＊作者曾任天下文化執行副總編輯、時報出版第一編輯部總編輯。本文原刊《新新聞》1690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