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是由一系列的困難造成的，各個問題之間彼此互相加劇：不只工資低，教育程度也低；不只工作沒出路，能力也有限；不只存款不夠，消費方式也不明智；不只居住條件差，養育方式也不當；不只沒有健康保險，家人也不健康。
決心是力量的作用，而在貧窮邊緣工作的人沒有多少力量。不過他們所擁有的力量比他們目前發揮出來的大得多，他們在個人生活中有許多未開發的力量，在市場上還沒被任何組織給團結起來，在政治上也有被忽略掉的力量：選票。
只要秉持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批評富人減稅或是窮人扶助計畫遭到刪減，保守主義的共和黨人就會召喚出「階級鬥爭」的可怕幽靈來與之對抗，彷彿他們跟他們在商業界的支持者，沒有透過減稅優惠和薪資架構來擴大階級差異似的。例如在二○○三年，布希政府和共和黨的國會領袖排除了數以百萬計收入在一萬零五百美元和兩萬六千六百二十五美元之間的低工資家庭，因為孩童免稅額增加，刪減了每個孩子四百美元的補助款項。這是一項大型稅法的一部分，會給富人帶來極大的好處。但是窮人並不會反擊，收入越低，投票率就越低。
除了那些自己放棄投票權的家庭，還有將近兩百萬名公民在監獄服刑，再加上許多不具投票資格的前科犯，這些人大部分都來自低收入階級，而十八歲到三十四歲之間的黑人，有百分之十二都在坐牢。收入和教育水準越低的美國人，越不願意相信投票能夠改變什麼。這種疑慮正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個人生活中的考驗讓他們精疲力竭，對權力體制憤世嫉俗，大部分人會告訴民調機構，他們對選舉沒興趣，政客都不能相信。如果不靠投票引起候選人的注意，低收入的美國人只能依靠那些更富有的人來代表他們的利益，但有錢人在這方面的表態，取決於當權的政黨、經濟的健全程度、還有這個國家是否相信利他主義。
說到善行，這是個喜怒無常的社會。事情原本能有另外一種發展的。國家的優先事項和政治景觀可以改變，只要能夠達成幾項條件：如果年收入在兩萬五千美元以下的家庭，投票率跟那些收入在七萬五千美元以上的家庭一樣，就會多出約六百八十萬選民參與二○○○年的投票。當年高爾以五十四萬三千八百九十五票略輸小布希，如果低收入選民激增，即使像是佛羅里達州那種有偏見的登記和投票系統也能克服（只要那些選民大部
分都投給民主黨的話）。如此就能夠逆轉結局，讓高爾當選。
就算是在壓倒性優勢的選舉中，大部分州的選舉人票也僅以百分之五或更低的差異險勝，所以多出來的六百八十萬低收入選民（占總投票人數的百分之六點五），可以決定選舉結果。無論是國會或是各州的立法機構都一樣，貧窮或瀕臨貧窮的人可以掌握勢力的平衡。如果這些人能根據自己的需求來投票，候選人也許就會突然對他們產生興趣。如果民主黨人能夠加強他們的社會福利立場，同時又不失去對中產階級的支持；如果他們能夠進行密集的選舉登記，動員那些能從反貧窮計畫中受惠的公民去投票；如果選民中有強勢的低收入代表團體，能夠迫使共和黨人採取更為寬厚的政策；如果那些在貧窮邊緣工作的人能夠被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