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的系統化亦是主義時代的產物，孫氏融入大量左派觀點，而「聯俄容共」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也一直是詮釋三民主義的重要力量之一。二七年北伐成功宣示著「主義」的勝利，統一的中國新政權即使國力有限，多少牽動著周邊地緣政治的想像。
台灣的政治菁英在這種時代氣氛中，除向外對抗日本，還必須面對內部左右思想的對立。二七年初，社會主義者連溫卿取得文化協會控制權，造成內部分裂。新文協和二五年「二林事件」後組成的台灣農民組合，兩者主張階級鬥爭路線，而蔣渭水採取較折衷立場，主張台灣民族運動必須是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
蔣渭水那句「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背後指涉以農工階級為運動主體，淡化階級鬥爭，統一各陣線的全民運動。正是在這折衷路線上，蔣渭水接受三民主義，鼓吹孫文思想。
形塑台灣主體意識
一九二七年，台灣民眾黨成立，雖然日方從中多所刁難，內部又不時有蔡培火和蔣渭水兩人的路線之爭，但仍可視為蔣渭水政治理念的貫徹。這是個核心價值明確的政黨，蔣渭水數度為文替黨定調，希望能成就「台灣人解放運動之總機關」。
但也因為立場轉為左傾和急進，從淡化階級的全民運動變為「階級鬥爭包民族膜」的「無產階級」政黨，造成民眾黨分裂，也讓軍國主義高張的日本政府據此於三一年下令解散民眾黨。同年八月，蔣渭水因病過世，身後於台北永樂座舉行「大眾葬」的公開告別式，倍受各界哀榮。
蔣渭水的左傾並非意外，他對三民主義的理解，原本即和對共產黨的解釋較相近。他生前最後和克良、南都生於報上論戰時，即批判了日後成為國民黨主流、戴季陶儒家化的三民主義，並將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畫上等號。
回歸歷史脈絡，共產主義是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共同盼望，希望能全面解放被壓迫的底層人民，也是「知識倉庫」內少數能對抗帝國主義或軍國主義的思想資源。不論蔣渭水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選擇的主張為何，爭取民主和自由的決心，從日本時期到戰後國民黨政府則是貫通的。這也是許多台籍知識分子在戰後遭到殺害、逃亡或自我放逐的原因。
從文化協會到台灣民眾黨，雖然未能取得實質的成果，過程中透過對日本和中國的參照，喚起台灣民眾政治、社會和文化意識，並在隱約之間形成台灣的主體意識，進而替日後的台灣認同埋下種子。如學者吳叡人所言：「做為一個價值，一個理想，一個意識形態，『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視野（vision）卻深深地鐫刻在曾經參與這段追求台灣解放的台灣人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