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有民眾提問，到底該如何證明病症就是特定汙染物導致，詹長權說，醫學是實證科學，醫病間很少有一對一的關係，慢性病更是很漫長的事情，「彰化縣大城鄉有肺癌，宜蘭縣冬山鄉也有啊，但大城鄉就是六輕多貢獻了些」，他說，不該以無法認定百分百致病就說不是汙染物的問題，「30萬人在雲林沿海，難道要30萬人都去做才能回答嗎？」
許立儀：我住的地方是台灣社會階級最低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是台灣社會階級最低的地方」，台西村反污染自救會成員、彰化大城鄉受害感染戶代表許立儀說，當地居民沒有足夠能力認知此事，所謂的村長、鄉長還會綁架這些家長，讓要站出來的人會因社區壓力而退縮，「我們都是被淘汰掉的階級才留在那裡，請問這些人怎麼會有能力去理解汙染物？」
許立儀批評，這個政府與社會，不應該是有能力的人要等沒有能力的人聚集起來，才能做好決策，「每次都講說地方要有共識才能做決策，什麼時候那麼民主了？」她還說，現在不該是政府期待沒有能力的人去告訴有能力的人該怎麼做，她現在所處環境，就是一堆自欺欺人的人生活在一起，然後再欺騙別人。
許立儀也說，台塑六輕這件事就是缺少政府的參與，正常來說，發生這種汙染物的事情時，環保署就該第一時間進去看VCM廠到底發生什麼事，她表示並不是要為難在六輕上班的1萬多名員工，而是政府角色應該更清楚，到底國家標準是如何建立，「很多人說要有更多研究，但連我們身上出現的重金屬都還沒交代」。
周桂田：不該讓弱勢的人教政府該如何做
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桂田表示，這件事應該是政府去監測源頭，看看是不是要透過末端流行病學角度，來強化源頭監測，他還諷刺台塑一直稱自己合乎檢測標準，「那我們就應該做監測與管制，還台塑一個清白。」他指出，一個進步的國家應該要知道如何進一步處置，而非被動讓一群國家發展下弱勢的人站出來講話，才能做決策，「這樣的政府不是進步，也不是最會溝通的政府。」
周桂田說，根據1992年里約高峰會上所提出的「預警原則」，亦即科學上雖不能確定，但似乎可能有所損害的狀況時，就應該採取相關行動。他說，目前的情況就是透過「預警原則」先讓暴露在汙染源中的學童離開該校，接著再從積極面去管制，進行更多的監測，這才是政府應該做的事。
